眾所周知，飲茶為中國先民的偉大發(fā)現(xiàn)，茶文化堪稱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根據(jù)統(tǒng)計，目前全球飲茶國多達160多個，飲茶人口約30億。飲茶能夠從中國走向世界，與宗教之間的關系頗為密切，目前學界對佛教從中產(chǎn)生的影響多有論述，但對基督宗教與茶的世界傳播之間的密切關系還缺乏深入關注，目前僅就其中的個案問題給以了分析，筆者不惴淺陋擬就此展開系統(tǒng)探討，不當之處尚請方家指正。
傳教士與飲茶資訊的西傳
因為茶的使用歷史極為悠久，其準確開端目前難以準確判定，長期以來，茶文化專家大致上認為茶的利用始于原始社會時期。唐代的陸羽在著名茶書《茶經(jīng)》中即認為：“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nóng)”，該說法被廣為沿用，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遺址出土的茶樹根亦提供了有力證據(jù)。自先民利用茶葉始，茶文化即逐漸萌芽并不斷發(fā)展，而文化的重要特性之一即擴散與傳播，茶文化亦是如此，它不斷傳入臨近的周邊國家與地區(qū)。
就地理位置而言，西方與中國的距離極為遙遠，這不能不對茶文化的傳播造成阻礙。因為資料的缺失，西方人究竟何時獲得飲茶資訊并開始飲茶，目前難以判定，盡管《新約?啟示錄》第22章包含約翰描述神奇樹葉的語句，“在城內(nèi)的街道當中有一條流淌生命水的河，明亮如練，從神與羔羊的寶座淌出，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上面結(jié)十二樣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yī)治萬民”，個別論者頗有想象力地認為該“生命樹的樹葉”即茶葉，但孤證不立，而且該材料并未明確指出為茶葉。目前有準確材料能夠證明的是，西方人獲得飲茶信息大致為十六世紀中葉，著名的威尼斯作家臘瑪西交游廣闊，從來訪的西亞商人那里最早得知飲茶資訊，但僅限于傳聞并未親見，西方人最早親身見聞飲茶者可能為來到東方進行貿(mào)易的商人以及傳教士，而傳教士留下了較多的文字資料，可以清楚地予以證明。比如1556年，葡萄牙籍多明我會傳教士伽茲博爾?達?克陸茲到達東方，進入中國一度在廣州居住數(shù)月時間，最后于1560年返回?？岁懫澋囊娐劚惠嬩洺蓵?，名為《中國志》，公開出版發(fā)行，影響甚大，還被歐洲其它國家翻譯成多種語言?？岁懫澰跁蟹浅Ｇ逦赜浭隽酥袊舜椭溃?/p>
“如有賓客造訪，體面人家習常做法為敬現(xiàn)一種稱之為茶(cha)的熱水，裝在瓷質(zhì)杯中，置于精致盤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熱水帶有紅色，藥味很重，他們時常飲用，這是用略帶苦澀味道的草制成的。主人常用來招待尊貴的賓客，不管是否熟識均是如此，他們也數(shù)次請我飲用?！?/p>
因為是親身的見聞與體驗，克陸茲的記述雖然文字頗為簡略但內(nèi)容卻具體而豐富，清楚地指出了茶的顏色和味道、飲茶所用的茶具，明確說明了時人如何以茶待客，在此之前，這次有關飲茶的具體信息為西方所缺乏。此后，飲茶資訊借傳教士這一渠道繼續(xù)傳入西歐：1565年，意大利籍傳教士路易斯?艾美達在日本傳教，他寫信回國時提及，“日本人喜愛一種可口的‘藥草’，他們稱之為茶”，并且認為，“假使一個人習慣了的話，它是一種味道頗為可口的飲料”。在赴日傳教之前，艾美達曾經(jīng)是一名醫(yī)師，他在日本傳教適逢茶道最終形成的關鍵期，千利休正潛心鉆研，社會茶風興盛，相信艾美達耳濡目染，對當時日本茶文化有很多感受，只是沒有更多材料保留下來。
繼艾美達之后，西班牙另一位傳教士胡安·門多薩再次介紹了飲茶。門多薩信仰虔誠，19歲即加入了奧古斯丁修會，他曾經(jīng)接受了出使中國、進行傳教的任務，但遺憾的是最終因為形勢的變化而未能成行，他應教皇喬治十三之命，廣泛搜集前人(很多為傳教士)留下的訪華報告、信札、著述等多種重要資料，最終編撰成為名著《中華大帝國史》，該著作于1585年正式印行。書中對飲茶給以記述：
“中國人盛情款待賓客，旋即擺上飲品(bever)、茶食、蜜餞、果品以及美酒，此外，還有一種在全國各地均被飲用，用草藥制作而成的飲料，有益于身心健康，飲時須加熱。”
《中華大帝國史》問世后引起巨大轟動，可謂洛陽紙貴，僅至十六世紀末的十多年間已經(jīng)翻譯為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蘭文等文字，發(fā)行版次達到驚人的四十六版，客觀說來，書中關于飲茶的介紹并不新鮮，材料主要源于克陸茲的著述，但該書的社會影響力為《中國志》所不及，對傳播飲茶資訊亦有重要貢獻。
根據(jù)現(xiàn)有記述，最早對茶進行詳盡介紹的傳教士為利瑪竇。受耶穌會的差遣，意大利籍傳教士利瑪竇于1582年來到澳門，然后一步步深入中國內(nèi)地，開始了漫長的在華傳教歷程，直至1610年病逝于北京。利瑪竇精通漢語，熟稔中國文化，對茶文化的了解也遠勝過其先驅(qū)：
“由灌木葉可以制成……叫做茶(Cia)的著名飲料。中國人飲茶為期不會太久，因為古籍中并無書寫該著名飲料的古字，而其書寫符號(指漢字)極為古老。的確如此，同樣的植物抑或能在我們的土地上被發(fā)現(xiàn)。在中國，人們在春季到來時采集這種葉子，置于陰涼處陰干，繼而用陰干的葉片調(diào)制飲料，可供用餐時飲用或者賓朋造訪時待客。待客之時，只要賓主在談話，主人會不斷獻茶。該著名飲料需小口品啜而非牛飲，需趁熱喝掉，其味道難稱可口，略呈苦澀，但即便時常飲用也被視為有助于健康。
這種葉片可分為不同等級，按其質(zhì)量差異，可售價一個、兩個甚至三個金錠一磅。在日本，最好的葉子一磅可售十個乃至十二個金錠。日本調(diào)制飲料的方法異于中國：日本人將干葉磨為粉末，取兩三湯匙投于滾開的熱水壺中，品飲沖出的飲料。中國人把干葉放于滾開的壺水中，待精華泡出后濾出葉片，只飲剩下的水。”
利瑪竇在中國生活多年，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堪稱全面而深刻，該段文字對明人飲茶的敘述頗為詳盡，美中不足的是，利瑪竇認為中國飲茶史不會太久，理由為中國古籍中沒有“茶”字，這可能緣于不了解“茶”的有一歷史演變過程，茶字則始于唐代。盡管如此，利瑪竇仍遠勝于其前輩，他不僅詳述了明代的飲茶風俗，而且還比較了中日茶法的差異，對制茶與茶的商品價值給以了介紹。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利瑪竇未曾抵達日本傳教，他卻比較中日茶法的差異，對日本的飲茶方式并不陌生，或許得益于其他耶穌會士的記述，多少說明此時有關日本的飲茶資訊已傳入歐洲。1615年，利瑪竇著述的拉丁文版本在奧格斯堡出版，后又相繼出版了法文版三種，拉丁文版四種，西班牙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版各一種，英文摘譯版一種，該著作的廣為傳播促進了西歐對茶文化的進一步了解。
利瑪竇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之后，歐洲傳教士來華人數(shù)逐漸增多，留下的著述中也對茶文化給以關注，曾德昭即是如此。1613年，葡萄牙籍傳教士曾德昭輾轉(zhuǎn)抵達南京，由此開始傳教歷程，盡管他中間曾返回歐洲，最終還是于1658年卒于廣州。曾德昭撰有《大中國志》，其中對茶文化給以記述：
“主人給賓客安排的座位適合其身份地位，……(賓主)落座之后，即刻端來茶這種飲品，按先后次序逐個遞送。在某些省份，頻頻上茶為表示敬意，但在杭州省則不同，如果上第三次茶，則為暗示客人須告辭了?！?/p>
曾德昭對中國茶俗的了解十分深入，不再像前人局限于飲茶方法、味道等內(nèi)容，而是更進一步，掌握了飲茶的禮儀內(nèi)涵，客人需按照社會規(guī)范入座，主人按先后次序敬茶，清代官場廣為流行的習俗“端茶送客”，似乎在杭州已經(jīng)初現(xiàn)端倪。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出版于1638年，1642年西班牙文摘譯版問世，1643年又有意大利文版出版，1645年后兩種法文譯本問世，1655年出現(xiàn)了英文本。可以想見，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廣為流傳，其中對飲茶的記述有助于西方深入了解中國茶文化。
傳教士與中西茶葉貿(mào)易
傳教士不僅在飲茶資訊西傳過程中擔當了中介，使與東方距離遙遠的西方了解乃至熟悉了這一中國飲品，而且還直接或間接參與到了中西茶貿(mào)易之中，為茶葉這一實物在歐洲的傳播奠定了重要基礎。
傳教士之所以能夠在中西茶貿(mào)易中擔當重要角色，主要基于特殊的歷史背景。新航路開辟之后，全世界的聯(lián)系日益密切，東西方交通大開，傳教士與歐洲各國的東印度公司乃至私商梯海而來，成為溝通中西的媒介，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傳教士與商界密切聯(lián)系：對傳教士而言，傳教需遠赴重洋，不僅路途遙遠而且花費不菲，需要借助商船提供方便才能成行;對各國的東印度公司以及私商而言，傳教士擁有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對中國較為了解，有些甚至精通漢語，這對發(fā)展商業(yè)具有重要價值。在這一大背景下，傳教士與商界自然而然建立起了聯(lián)系，能夠在茶葉貿(mào)易中發(fā)揮重要作用。
比如著名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他為英國倫敦會傳教士，1807年來華時歷經(jīng)波折，先從倫敦出發(fā)橫跨大洋到達美國紐約，在那里努力尋求幫助，得以乘坐美國同孚洋行的商船，最終“馬禮遜乘坐‘三叉戟號’遠航前往中國，于1807年9月抵達”。在中國拓展傳教事業(yè)絕非易事，馬禮遜雖竭盡全力但仍然難有進展，自1809年起，他因為經(jīng)濟拮據(jù)不堪而難以為繼，不得不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任職：
“在馬禮遜先生與瑪麗小姐結(jié)婚的美好日子，東印度公司的大班在婚禮上宣布了任命書，馬禮遜的年薪為500鎊。這可視為較為充足的證據(jù)：馬禮遜此時已經(jīng)較好地掌握了中文。與此同時，由于他具備謹慎堅韌的良好品性，東印度公司才將其安排在這一獨特而辛勞的職位之上。”
此后，作為英國倫敦會傳教士的馬禮遜不再專職傳教，而是長期擔任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譯，其任職時間長達二十五年之久。由于十八世紀后期至十九世紀前期為茶貿(mào)易的迅猛增長期，對英國東印度公司而言堪稱發(fā)展茶葉貿(mào)易的關鍵期，根據(jù)統(tǒng)計，正是1760至1833年間，茶葉這一原本并不重要的商品，逐漸在公司所購貨物中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甚至在1825至1833年間，茶葉貿(mào)易的價值占公司所有商品價值的比例高達94%。可以想象，馬禮遜擁有的關于中國的豐富知識，其“熟練地掌握了中文”，對促進英國東印度公司茶葉貿(mào)易的迅速發(fā)展大有裨益。
再如著名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盧公明，他是于1850年抵達福州，開始了在華傳教的生涯，1864年曾返美修養(yǎng)，1866年即返回香港傳教，1873年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返回美國定居，最終病逝于1880年。作為傳教士，盧公明的在華傳教事業(yè)并不順利，甚至可以說舉步維艱，其本人的生活極為窘迫，經(jīng)常處于身無分文的悲慘境地，“沒有錢來幫助友人，無力做些善事，無法購置一些書籍、衣物及來自美國的食品，我不想再在這里生活?！?希望自己)不用總是因為工資微薄、支出窘迫而感到無奈”。更加不幸的是，盧公明與家人屢遭疾病打擊，其兩任妻子與年幼的女兒均不治而亡，他自己也飽受疾病折磨，喉嚨疼痛得甚至一度失聲，他的傳教事業(yè)實在難以為繼。經(jīng)過反復考量，盧公明于1868年投身瓊記洋行，參與到了當時迅猛發(fā)展的中西茶貿(mào)易。盧公明并沒有記述自己如何投身茶葉貿(mào)易，但在其語言學書籍《英華萃林韻府》的附錄中，他詳細記述了茶行的工作，所列舉的茶行中的分工多達數(shù)十種，顯示出作者對茶葉貿(mào)易的熟稔，或許棄教從商并非出于本心，他對自己在商行的具體工作諱莫如深，但從其著作中可以看出，盧公明熟于茶葉貿(mào)易，堪稱行家里手。盧公明在瓊記洋行工作期間，這一時期該行茶貿(mào)易迅速發(fā)展，盧公明從中發(fā)揮了自己的作用。
傳教士不僅直接投身茶葉貿(mào)易，而且其他工作有時亦與中西茶葉貿(mào)易有所關聯(lián)。比如馬禮遜，他除了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工作之外，也曾經(jīng)擔當其他任務，阿美士德使團1816年來華訪問時，馬禮遜作為翻譯發(fā)揮了自己的作用，該使團訪華的根本目的為擴大貿(mào)易，對茶葉貿(mào)易頗為看重，1816年1月17日，秘密商務委員會致函阿美士德勛爵時，明確提出以茶葉貿(mào)易為例說服乾隆皇帝：“現(xiàn)在，每年東印度公司前往廣州的船只……在該地運走大約三千萬磅重的茶葉。該貿(mào)易對中國人而言亦非常重要，……可以想見，能夠很好地維持該貿(mào)易時，中國政府不會魯莽丟棄。……他們能夠想到，把我們所購茶葉的大部分由其它國家運走，以此削弱我們的地位，可以向他們說明，……英國消費茶葉超過了歐洲其它所有國家，美國的茶葉消費量更小，最終只能是中國受到損失。”
再如德國路德會牧師郭士立，他于1831年來到澳門，不僅曾經(jīng)投身英國東印度公司，擔任中文翻譯，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茶葉貿(mào)易有所貢獻，而且還多次潛入中國沿海，進行航道勘測等非法秘密活動。郭士立曾隨同“阿美士德號”覬覦中國，還成功地抵達了茶貿(mào)易重地福州港，在1832年4月22日的日記中記述到：
“……我們昨日才觸摸到陸地，今日已經(jīng)抵達福州港，黑暗籠罩著大地，難以辨清福州港所處的地形，領港很出色，把我們安全地引導了進來。現(xiàn)在，我們即將到達為歐洲人提供茶葉的重要產(chǎn)地了。茶山四處蔓延開來，這里稻米產(chǎn)量不足，無法滿足本地消費，但是其出口的木頭、茶葉與竹子數(shù)量可觀，足以抵消進口稻米與棉花所需，而且尚有盈余?！?/p>
臨近西方人夢寐以求的茶產(chǎn)區(qū)，郭士立急于進行詳細刺探，但是當?shù)毓賳T對此已經(jīng)有所戒備，他雖然已經(jīng)極為接近武夷山區(qū)，但卻無法潛入，后來被迫返航。郭士立對潛入茶產(chǎn)區(qū)念念不忘，伺機再次付諸行動，1834年11月，他又伙同英國鴉片販子戈登伺機潛入武夷茶區(qū)，這次兩人獲得成功，經(jīng)過考察，他們不僅基本掌握了有關茶樹栽培、病蟲災害的知識，還了解了制茶方法、茶葉銷售等內(nèi)容，戈登還很有心機地采集了武夷山優(yōu)質(zhì)茶樹標本，帶走了一定數(shù)量的茶種。第二年，并不滿足于已有成果的郭士立試圖再次秘密潛入，進行進一步了解，但頗為警覺的清軍進行了攔截，使其無功而返。郭士立在茶區(qū)的探險活動，使西方人初步熟悉了武夷山茶區(qū)以及茶學的基本知識，對后來福州成為重要的通商口岸具有重要影響，而福州后來辟為通商口岸很大程度上基于茶貿(mào)易，便利了中西茶貿(mào)易的進行。
之所以傳教士能夠在商行任職，主要緣于他們精通漢語、熟悉中國的風土人情，當時人才頗為稀缺，商行迫切需要這種極有價值的服務，對傳教士而言，借助商行的職位可以滿足生活所需，曲線實現(xiàn)傳教目的，由于茶葉貿(mào)易為商業(yè)公司的主要業(yè)務，傳教士所提供的服務對茶葉貿(mào)易的發(fā)展頗有助益，與此同時，傳教士還刺探中國情報，搜集茶學知識，在中外交往中擔任翻譯，這均直接或間接促進了茶葉貿(mào)易的發(fā)展。
宗教領袖與飲茶在英國的傳播
隨著傳教士不斷將飲茶資訊傳回西方，茶葉貿(mào)易的不斷發(fā)展，飲茶在西歐逐漸流行，在英國尤其如此。新航路開辟后，葡萄牙人率先闖入東南亞，開展利潤豐厚的香料貿(mào)易，“通過直接購買并運回大量的胡椒與丁香等香料，葡人變得如此富有，以致與遠比其大和其人口多的王國相比，葡萄牙的財富亦毫不遜色”，由于葡萄牙人主要關注香料貿(mào)易，并未真正注意到茶的潛在價值。荷蘭人隨后來到東方進行商業(yè)探險，“荷蘭人運來干鼠尾草，以之交換中國的茶葉，中國人用一磅或四磅茶葉換購一磅鼠尾草，他們將其稱為‘奇妙的歐洲草’，……，由于歐洲人無法大量銷售鼠尾草——就像他們購買茶葉那樣，只能以每磅八便士或十便士的價格購茶”。荷蘭不意間開啟了中西茶貿(mào)易，促進了飲茶在歐洲的擴散，飲茶之風在英國影響甚大，后來形成富有特色的英國茶文化。
英國發(fā)生光榮革命之后，瑪麗二世與威廉三世共同擔任國王，瑪麗二世作為詹姆斯二世的長女，她在1667年與荷蘭的威廉成婚，由于當時特殊的政治形勢，兩人共同繼承了英國王位：瑪麗二世既是英國國王又是荷蘭王后，威廉三世既是英國國王又是荷蘭執(zhí)政?，旣惗犁姁埏嫴?，她還極為風雅，經(jīng)常在宮廷之中舉辦中國式茶會：舉辦活動之時，瑪麗二世特意命令將宮殿布置為中國風格，布置上中國風情的屏風，使用中國進口的茶具甚至名貴的銀器，還擺上頗為先進的移動式茶幾，步入房間，眾人沐浴在想象中的中國氛圍之中，瑪麗二世與一些貴族婦女共同享受飲茶的樂趣。
宮廷牧師J.O.奧文頓對茶也懷有極大興趣，他還于1699年撰寫了小冊子《論茶性與茶品》，根據(jù)自己獲得的資訊對茶給以全面介紹，全書共計五個部分：茶樹生長區(qū)的土壤類型與氣候概況;茶葉的不同種類;選擇茶葉的基本原則;保存茶葉的基本方法;茶葉的重要特性。今天讀來，可能覺得書中關于飲茶功用的敘述略帶夸張，奧文頓認為飲茶幾乎能治愈世界上所有的病癥，包括尿砂和眩暈，并且能減肥消脂，消解導致胃部不適的酸水，可以幫助消化、預防痛風、增強食欲，可能更為重要的是飲茶還能提神益思。J.O.奧文頓盡其所能，較為全面地向英國人介紹了飲茶知識，大力鼓吹飲茶的多種益處，對推動飲茶風氣在英國社會的傳播頗有助益。
J.O.奧文頓對飲茶極盡贊美，但宗教界亦有人士對飲茶大加貶斥，典型代表即約翰·韋斯利。約翰·韋斯利為英國著名宗教家，他在十八世紀領導了宗教復興運動，影響極為深遠，對于飲茶，約翰·韋斯利頗為反感，認為飲茶危害甚大——不僅對個人身體有害，而且危害社會。韋斯利在1748年給友人的信件中詳細敘述了自身遭遇：“我無法想象，究竟何種原因?qū)е码p手持續(xù)顫抖，直到意識到：病癥總會在茶早餐后加劇，而停止飲茶大概兩三天此現(xiàn)象會消失。調(diào)查顯示：飲茶對于所知的其他一些人，也會產(chǎn)生同樣的不良影響，由此可知，這是飲茶導致的結(jié)果之一。”約翰·韋斯利進一步論及，他經(jīng)過仔細觀察發(fā)現(xiàn)，倫敦有很多人士身上呈現(xiàn)出類似的病癥，并且認定這也是飲茶造成惡果，對于某些人士而言，飲茶的確有一定的正面功效，但此類功效飲用英倫本土飲品同樣可以獲得，無需專門飲用來自中國的茶葉，所以韋斯利努力勸誡人們，呼吁眾人停止飲茶。而且在講述完上述病癥后，約翰·韋斯利還更進一步，又詳細論證了飲茶導致的負面的經(jīng)濟社會影響，認為飲茶不僅危害健康，而且花費不菲，堪稱一種浪費，戒茶后可以省下財物，用于幫助窮人。
表面看來，韋斯利基于飲茶危害健康這一緣由而反對飲茶，而且從其個人行為來看，他自身曾經(jīng)一度戒茶，不過他并未長期堅持，而是后來又恢復了飲茶習慣，尤其到了晚年的時候，可能因為年老體衰，在星期天早晨韋斯利時常與牧師們一同飲茶，然后主持宗教禮拜活動。由現(xiàn)有材料觀之，韋斯利似乎并沒有因為再次飲茶而發(fā)作手顫癥，他曾經(jīng)痛陳飲茶有害于健康的說法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韋斯利之所以反對飲茶，或許他在后面所論述的社會經(jīng)濟因素似乎才是主因。英國十八世紀處于社會劇烈變動期，經(jīng)濟日益發(fā)展進步，工業(yè)革命快速啟動，但與之相伴的是各種社會問題日益凸顯，社會道德嚴重滑坡。在牛津大學讀書時，約翰·韋斯利關心社會問題，痛心于國教日益腐敗、道德衰落不振的社會現(xiàn)實，強烈的使命感喚起了其強烈的宗教熱情，他和弟弟查理·韋斯利等青年才俊組成了“牛津圣社”，意欲拯救衰落不堪的英國社會，著名的韋斯利宗宗教復興運動由此興起。約翰·韋斯利為非常嚴肅的社會道德家，他提倡嚴格的清教道德，主張勤勉工作與節(jié)儉的生活，因為茶在該時期其進口量較為有限，所以價格較高，如果再配上成套的價格不菲的茶具，多少有些奢侈享受的嫌疑，所以在韋斯利這位嚴肅的宗教家看來，飲茶屬于可恥可惡的奢侈浪費行為，飲茶有悖于嚴肅、有道德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所以他才積極宣傳自己的反茶主張。韋斯利后來之所以恢復飲茶，亦與茶葉價格有關，因為隨著茶葉貿(mào)易的迅猛發(fā)展，茶葉價格在十八世紀不斷下降，它逐漸由奢侈品日益轉(zhuǎn)變?yōu)槿沼孟M品，融入了英國的社會生活，韋斯利也就無須固執(zhí)己見，可以心安理得地與眾人一起飲茶了。韋斯利掀起的反茶運動成為一朵小波瀾，并未真正影響到飲茶在英國的傳播。
結(jié)語
新航路開辟開啟了全球交流的新時代，傳教士基于宗教熱情而投入海外傳教事業(yè)，成為推動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們在中國不僅傳播了西方的福音與科學文化，同時將中國文化引入西方，茶文化經(jīng)克陸茲、門多薩、利瑪竇與曾德昭等人逐漸被呈現(xiàn)到歐洲人眼前，飲茶資訊在西方社會逐漸傳播開來，為其成為中西貿(mào)易中的重要商品奠定了基礎。馬禮遜、盧公明與郭士立等，由于擁有語言優(yōu)勢與知識文化的積累，得以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參與茶葉貿(mào)易，側(cè)身有利于擴大中西茶貿(mào)易的相關政治活動，為推動茶貿(mào)易發(fā)揮了獨特作用。隨著飲茶資訊的傳播以及中西茶貿(mào)易的發(fā)展，飲茶在歐洲各國尤其是英國流行起來，宮廷牧師奧文頓積極宣傳飲茶的益處，宗教領袖韋斯利則因視其為奢侈品而反對飲茶，這些宗教人士影響到了飲茶在西方的傳播。
概而言之，基督宗教既擔當了茶文化西傳的中介，促進了中西茶貿(mào)易的發(fā)展，又對飲茶發(fā)表或者支持或者反對的意見，影響到了飲茶的傳播與普及，可以說，基督宗教與茶文化在西方傳播的密切關聯(lián)，值得學界予以關注。
(本文撰寫得到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文化走出去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年度項目《茶文化在英國的傳播與本土化研究》(XTCX150617)資助，特此致謝!)
【作者簡介】劉章才，歷史學博士，山東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曾任韓國蔚山大學客座教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訪問學者，目前主要從事茶文化世界傳播史研究，主持有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英國茶文化研究：1650—1900》等科研項目多項，在《光明日報》(理論版)、Asian Study(韓國)等海內(nèi)外期刊發(fā)表論文近三十篇。
來源：茶貴人
如涉及版權(quán)問題請聯(lián)系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