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茶”在中國歷史上經歷了自然之物、人造之物、藥物、食蔬、飲品等復雜的角色演變過程，以及各種歷史事件對人們的品味與消費的社會性建構。茶葉在帝制中國的財政稅收、華夷互動、族群認同、朝貢體系的維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茶是無論在中國的起源，還是近代以來在西方的傳播，人們在消費茶的使用價值的同時，也將其編織進了社會的價值系統(tǒng)和文化實踐當中。
關鍵詞：茶;物質文化;朝貢體系;農耕與游牧
茶，為今天世界三大無酒精飲料之一，其栽培及消費網絡遍布全球。在絕大部分人的認知里，茶似乎就是一種具有提神作用且略帶嗜癮性的大眾飲料，并且在文化上具有東方(oriental)、中國的(chinese)的以及神秘宗教主義的屬性。野生茶樹(camelliasinensis)很早以前在喜馬拉雅山東麓的叢林中被發(fā)現(xiàn)。當地人咀嚼這些樹葉，將其視為一種藥物內服外用，刺激或者舒緩身體。中國人將這些野生茶樹帶回到中國西南地區(qū)并進行培植，從而將這種野生植物逐漸轉化為一種矮小的可采摘的灌木，并且在唐代時候開始在中國各省傳播。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茶葉被壓制成堅硬的茶磚，即便今天依然在西伯利亞高原和中亞地區(qū)傳播和飲用。而將茶葉浸泡在沸水中則是今天最普通的飲法。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建立初期，來自中國的特有商品——茶葉，可以說是最早進入全球貿易網絡的大宗商品。自16世紀開始至19世紀末葉為止，世界上有兩條主要的“茶路”將茶葉從中國運到西方：一條向南，由中國南部貿易港口沿海路運到歐洲;另一條向北，由陸路(茶葉之路)穿越蒙古和西伯利亞到達歐洲。由海路運送的茶葉被稱為“TEA”，由陸路運送的茶葉則被稱為“CHAI”。這兩種發(fā)音隨著中國茶的對外傳播被吸收進世界各國不同的語言中。tê源自于廈門港的閩南話發(fā)音，也有人認為這一種發(fā)音源自于古代的梌(tú)或者荼(tú)。17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口的中國茶葉大多自福建口岸運出，因此都按照當地閩南語發(fā)音tê拼寫成“TEE”，拉丁文釋成“THEE”，后來英語拼成“TEA”。這條海上茶葉傳播路線影響到了英語世界及歐洲各國。比如法語系叫“THE”，德語系叫“TEE”，西班牙語系叫“TE”，都是由廈門的“tê”音和英語的傳音演變而成。另一個發(fā)音是普通話體系chá以及講粵語的廣州、香港和澳門。在古代，“CHA”音首先傳往中國的四鄰，如東鄰日本和西鄰古波斯語都稱為“CHA”，南鄰印度、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僧伽羅語也叫“CHA”。近代大規(guī)模的茶葉國際貿易展開以后，主導中俄陸上茶葉之路的晉商以及廣州等出口城市流行的粵語發(fā)音“CHA”則影響了茶在其他歐亞國家的發(fā)音。
然而，無論是從神秘主義的東方還是實用主義的西方來看，無論是“tea-derived”還是“cha-derived”發(fā)音的國家，今天的“茶”無疑都代指的是一種飲品，其背后復雜的文化印痕和輾轉的語義變遷已逐漸被人遺忘。若我們從語言發(fā)生學的角度對其進行“知識考古”，就會發(fā)現(xiàn)今日之“茶”乃是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經過了自然之物、人造之物、藥物、食蔬、飲品等復雜的演變過程，以及在不同時期、不同空間、不同族群的語境中經過意義重塑之后而形成的結果。
一、茶之名：對“茶”的名物考證
在植物分類系統(tǒng)中，茶樹屬被子植物門(Angiospermae)，雙子葉植物綱(Dicotyledoneae)，山茶目(Theaceae)，山茶屬(Camellia)。瑞典科學家林奈(CarolusvonLinne)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種志》中，將茶樹的拉丁學名訂為Theasinensis,l.，后又定為CamelliasinensisL.，“sinensis”在拉丁文中是“中國”的意思。這是因為野生山茶最早發(fā)端于中國西南云貴川地區(qū)。
“茶”在古代最早寫作“荼”，明朝楊慎對此進行了梳理總結：“荼即古茶字也。《周禮》紀荼苦，《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茶陵。顏師古、陸德明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易其字文也。至陸羽《茶經》、盧仝《茶歌》、趙贊《茶禁》以后，遂以荼為茶。”一般認為，“茶”字的稱呼與書寫是在唐以后才正式確立的。在這之前，從“荼”到“茶”的名稱有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陸羽在《茶經》中考據了“茶”字的“字”與“名”的問題，如下：
其字，或從草，或從木，或草木并?！緩牟荩斪髂静?，其字出《開元文字音義》;從木，當作，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荼，其字出，《爾雅》)】。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局芄?，槚，苦茶。楊執(zhí)戟云：蜀西南人謂茶曰蔎。郭弘農云：早取為茶，晚取為茗，或一曰荈耳?！?/p>
荼、槚、蔎、茗、荈為上古時期茶的名稱，但其所代表的意涵和所指卻與今天的“茶”相去甚遠?！拜薄痹凇掇o?！分杏兴姆N解釋：一指苦菜;二指苦味，如“荼毒”;三指茅、蘆之類的白花;四通“涂”，如“涂炭”。據史料查證，“荼”字最早出現(xiàn)在《詩經》里?！对姟ぺL·谷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芥?！薄队娘L·七月》曰“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這兩處的“荼”指的都是苦菜，它的對立面是芥，荼苦而芥甘。而“荼”則是一種談不上味美卻是農人賴以為生的食物來源。農人七月吃的瓜和菜，八月采葫蘆，九月揀些麻子，采些苦菜打些柴才能開鍋。在中國人的文化系統(tǒng)里，形而下的感官體物往往也是形而上的道德價值判斷的隱喻，“荼”的苦味自然而然被引申為道德品行的卑劣和社會地位的低下，因而古人又分別以“荼”與“薺”喻小人與君子。另《詩·鄭風·出其東門》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這里的“荼”指的就是茅、蘆之類的白花，用來比喻眾多女子美好皎白的模樣。這大概是上古時期不多見的關于“荼”的美好一面。
“荼”與“茶”相通最早出現(xiàn)在《爾雅》里，稱“損，苦荼”。從后世幾本重要的對《爾雅》進行注釋的典籍中，可見荼最早發(fā)端于西南山區(qū)(蜀)。《爾雅注》曰：“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薄稜栄耪x》曰：“槚，一名苦荼《釋文》云荼，《埠蒼》作(木十荼)，今蜀人以作飲，音真加反，茗之類……”“漢人有陽羨買茶之語，則西漢已尚茗飲，《三國志·韋曜傳》：曜初見禮異，密賜茶荈以當酒。自此以后，爭茗飲尚矣……荈、茗，其實一也?！薄稜栄帕x疏》曰：“摜與梗同。荼蒼作。今蜀人以作飲，音直加反，茗之類。按，今茶字古作荼”。
從以上對“荼”字的略有分歧的解釋中我們大致可以勾勒出從“荼”到“茶”的一個發(fā)展脈絡：一是“荼”是蜀人對茶的稱呼，很有可能最早發(fā)源于蜀。這也從史料上印證了茶學界通過實地科考判定的中國西南山麓為茶的起源地的說法。二是“荼”與“茗”之間有細微區(qū)別：以采摘時間為標準，早上采摘的稱為“荼”，晚上采摘的稱為“茗”。但東漢許慎據老嫩程度進行區(qū)分，稱芽茶為“茗”。《魏王花木志》也將“荼”的老葉謂之“荈”，嫩葉謂之“茗”。在今天，“茗”多用于文人雅士中，大約也是受到此“嫩芽”概念的影響。三是“荼”與“茗”乃同物異名，二者都是“茶”的古稱。四是茶最早是煮食的。
二、茶之用：對茶的藥理性價值的認識與再發(fā)現(xiàn)
“茶”最早是以其藥理價值而為人認知和接受的?！墩f文解字》對“藥”的解釋為“能夠治病的草”。然而，拉丁語中，西方藥(Medicine)的語源是“治療技術”。東方是草，西方是技術，語源是不同的。中國古代第一本醫(yī)藥著作《神農本草》中記載“神農嘗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笨梢?，早在傳說中的神農氏時期，人們就發(fā)現(xiàn)了茶具有解毒的功效。秦漢時期的《神農食經》中說：“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痹诓栉幕醪叫纬傻奈簳x南北朝時期，有兩篇極為重要的關于茶的文獻：一為杜育的《荈賦》，一為《桐君采藥錄》?！肚F賦》第一次完整地記載了茶葉從種植到品飲的全過程，最終以茶具有“調神和內，倦解慵除”的功效為結尾。《桐君采藥錄》是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制藥學專書。其中，茶與麥門東、檀藥、大皂李、瓜蘆木、當歸、辛細、知母、虎掌、人參、丹參、房葵、委萎等中草藥并列，在“苦菜”條目下詳細闡釋了其生長特點及藥性，并特別強調了茶能使人“通宵不寐”的刺激作用?？嗖?、茗、真茶、瓜木蘆似是因地理和方言差異而形成的各種茶的“別名”，但大致可視為同一種植物。如“東人正作青茗”“南方有瓜蘆木，亦似茗”。中國古代醫(yī)書中關于各類中草藥的記載一般是按照其名稱、別名、性味、產地、生長情況、外部形態(tài)、采集時間、加工情況、藥物畏惡等程序來編寫，既有系統(tǒng)，又合乎科學，從而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類”。唐朝陸羽《茶經》大致也是按照這種醫(yī)書的寫作手法來記載“茶”的：“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蹦铣禾蘸刖霸诰幾搿渡褶r本草經集注》時，將茶收錄進了菜部上品苦菜條下。唐代再次修改編纂本草時，一方面在菜部對于陶弘景的錯誤做了糾正，另一方面在木部為茶設置了獨立條目?！缎滦薇静荨房偨Y道：“茗，苦，味甘苦，微寒無毒，主瘺瘡，利小便，去痰熱渴，令人少睡，秋采之?？?，主下氣，消宿食、作飲加茱萸蔥姜等良?！泵鞒顣r珍在《本草綱目》中，以辯證的觀點指出了飲茶不當可能引起的副作用：“若虛寒及血弱之人，飲之既久，則脾胃惡寒，元氣暗損，土不制水，精血潛虛，成痰飲，成痞脹，成痿痹，成黃瘦，成嘔逆，成洞瀉，成腹痛，成疝瘕，種種內傷，此茶之害也……人有嗜茶成癮者，時時咀啜不止，久而傷營傷精，血不華色，黃瘁痿弱，抱病不悔，尤可嘆惋?！?/p>
在中國古籍中，有許多關于茶可以防治疾病的記載，有的甚至說茶可治百病，為“萬病之藥”(見唐代陳藏器《本草拾遺》)，有的說飲茶可以長壽(見宋代錢易《南部新書》)，而《茶經》提了6種功用，即可治“熱渴”“凝悶”“腦疼”“目澀”“四肢煩”和“百節(jié)不舒”。至明代，茶除了“止渴”“明目”“除煩”與《茶經》所提類似外，又加上了“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益思”“去膩”等6種，這樣，僅《茶經》和《茶譜》兩書就列出了12種功效。此外，在其他古籍中，還提出“輕身”或“令人瘦”“去人脂”“醒酒”或“解酒食毒”、除“瘺瘡”治“傷暑”“能誦無忘”等效用。對茶的藥用價值的認識，不獨為中國人所特有。包括唐朝時期在文化、政治、經濟方面全方位受到中國影響的日本，茶的神奇藥效也被普遍頌揚：岡倉天心認為“茶以消除疲勞、悅志有力、寧神明目等功效著稱，不僅僅可用于內服，還常常外敷于患部，用以對付風濕癥狀?！睒s西禪師更專門撰文討論“吃茶”與“養(yǎng)生”之間的關系，他稱贊道：“茶也，養(yǎng)生之仙藥也，延齡之妙術也。山谷生之，其地神靈也;人倫采之，其人長命也?！倍柚芯哂羞@種神奇功效，其理論依據在于茶能“安心”。因為“心臟是五臟之君子也，茶是五味之上首也，苦味是諸位之上味也，因茲心臟愛此味。心臟興，則安諸臟也?！?/p>
此外，從文化比較的視野來看，法門寺出土的一套唐朝皇室所用茶具為“茶最早為藥用”提供了物質證據。全套茶器中包括一套專門用于碎茶的鎏金銀碾槽及銀碾軸，由槽身、槽座、轄板所組成，槽身置于槽座之上，在造型上幾乎與中藥店里用的藥碾子無異，底部鏨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銀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兩”字樣?！恫杞洝分杏涊d的稱量茶的器具為一寸大小的四方形勺子。一勺茶注入一升水。這一勺大小的方形勺又名“方寸勺”，原本是稱量藥的器具。日本鐮倉時代期末，在店門前和街角，出現(xiàn)了“一服茶一錢”的賣茶方式。其是指茶作為藥“一服”所需的量是一錢，也就是按照用藥的劑量和稱量方式來賣茶。
從茶在西方的傳播過程來看，茶最初也是以其藥效和有益健康而為歐洲人所認知。最早出口到歐洲的綠茶，因為其苦澀的味道及其所宣傳具有治療功效，被認為是一種藥飲。但與中國人將茶本身視為一種藥不同，西方人是通過“茶能凈化水，而水是身體健康的根本”這一邏輯建構茶的藥理價值的。
茶葉、咖啡和可可可謂目前西方世界最為流行的幾種飲料，實際上它們都是很晚才出現(xiàn)在西方的消費文化中，不過兩三百年的歷史。這些飲品毫無例外地全都源自于亞非拉等非西方國家，它們的“發(fā)現(xiàn)”與流行是隨著17世紀以來歐洲帝國的殖民擴張以及全球貿易網絡的建立而實現(xiàn)的。茶葉被西方人所“發(fā)現(xiàn)”和“認知”，也跟西方的園藝學、植物學、醫(yī)學等的發(fā)展密切相關。在這之前，它們在各自的原產國實際上已經被當地人消費了千百年了，但是真正的“發(fā)現(xiàn)”是西方人將茶葉、咖啡、可可等植物從各種“有毒”的植物中區(qū)分看來，而通過科學知識“證明”茶葉等飲品是能夠有益于人們的身體健康和情緒狀態(tài)等，由此促進了茶葉在西方被大量消費。
對西方文獻中的“茶”進行梳理，可見其最早也是引用和吸收中國人對于茶的認識。目前的西方文獻最早可上溯至出版于1559年的一本航海小說，其中一位波斯旅行者轉述了中國人對茶的藥性的利用：“空腹飲用一兩杯茶湯，能緩解發(fā)燒、頭痛、胃痛、關節(jié)痛，茶應該趁熱喝，越熱越好?！?598年，在倫敦翻譯出版了一部荷蘭航海家和地理學家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的作品，其中詳細描述了他在東印度的見聞以及日本人是如何泡茶和品茶的。到了17世紀，有關茶的論著迅速增加，1638年，31歲的荷蘭醫(yī)生科內利斯·邦特克用荷蘭語撰寫了面對大眾的《茶——優(yōu)異的草藥》，對于茶的普及有很大的影響。此書第一部分的序言著重論述了“飲水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對于茶的擔心、懷疑、錯誤認識”逐一加以駁斥、解釋;第三部分按照身體部位講“茶的效用”。最后是本書的主體“茶”，列出諸如茶是什么、應該怎樣飲茶、最好的茶、茶的性質、適合于茶的水、可否長時間沸煮、煮水的工具、沏茶的工具、沏茶的方法等。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也指出，茶葉從18世紀30年代開始大舉進入英國并遍及許多人，這正好是由水傳播的疾病消失，不再是人們死亡主要原因的時間點相契合。用煮沸的水來泡茶可以殺死水中大部分有害的細菌，它為大眾提供了安全的飲用水。自英國16世紀開始對紅茶推崇倍至并將其引種到其殖民地印度、錫蘭以后，歐洲人習慣于在這種紅色液體中加奶加糖再進行飲用。這種飲用方式使得茶的神秘屬性減弱，而其極富營養(yǎng)、殺菌、廉價卻給予人飽足感的實用性特征卻大大提升，并在歐洲現(xiàn)代化工業(yè)革命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推動作用。
三、茶之味：“環(huán)境—人—物”的互動結果
從生長于山間的植物到杯盞中待人們品飲的茶湯，“茶”經歷了漫長的自然生長周期與極為復雜的加工過程?！安柚丁钡摹俺尸F(xiàn)”(present)，是茶樹所提供之物質材料(鮮葉)與人工技藝的相互作用。其中，土壤、陽光、朝向、溫度、濕度、植株密度、雨水等自然環(huán)境因素是決定鮮葉質量的關鍵，而將“鮮葉”轉化為“茶葉”則要靠人所持有的“技術”對“物”進行操縱和把握，茶葉的制作實際上是“環(huán)境—人—物”相互作用的結果。
對茶青特點的準確定位與處理賴于人們對本土環(huán)境的感知，這是一種在地化的(localized)、具身化的(embodied)、手工藝人的“經驗世界”，并且這種經驗性知識也只能與處于同一社區(qū)空間中的群體共享。因此，茶葉制作技藝一方面毫無疑問是屬于儲藏于茶工身體內的“個體知識”，以身體為技藝之儲存載體，不能為外力所轉移或剝奪;另一方面又是內嵌于當地的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及被環(huán)境所吸納的，通過建立于共同的物質環(huán)境之上的共同經驗與感官觸覺，只有當地人才能夠領會。
品茶，就純粹文化上的意義而言，是一種完全個性化和實時性的行為。人們對茶的感知(perception)存在于身體器官對外界刺激的反應中，不僅不同的主體對同一款茶會有不同的感受(sensation)，即使同一主體在具體情景下對某一款茶的感官經驗也是不可復制的。因此，品茶實際上是一個指向差異化和個性化的過程，人們在此過程中被鼓勵表達各自差異性的感受。對于品茶的主體而言，當人們在消費和品評茶的味道時，實際上已經包括了兩個階段的“感知”過程：第一階段是吸收與接受了前人及周圍的人對于茶香的特殊感官經驗解釋——這種“吸收”通過多次飲茶實踐已經轉化為一種儲藏于身體中的嵌入知識(embedded knowledge);第二階段為運用這一套集體性的感官經驗與語言邏輯表達個體在品茶時的獨特身體感受。就茶這一客體而言，其“香味”的呈現(xiàn)也包括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茶工們通過技術手段作用于當地的自然環(huán)境與物質，從而使一種自然屬性的植物葉子轉化成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之茶葉，這是茶味之初現(xiàn)(present)，是“環(huán)境—人—物”相互作用的結果;第二階段的過程則更為復雜，包括物質環(huán)境、身體器官、話語、市場價值、實踐之間的相互作用與調適互動。品茶，不僅僅是茶香傳達給人體感覺器官的客觀化的生物刺激，同時還包括著能動者身體經驗通過一套給定的文化圖標所作出的價值判斷，這是茶味的再現(xiàn)(represent)，它是真實世界的反映(reflection of the real world)。
四、茶之博弈：宗教、戰(zhàn)爭與商貿活動
對茶葉消費的影響
從宗教信仰與茶飲的關系來看，飲茶習俗在中國的興盛與道教和佛教的推動也有莫大的關系。魏晉南北朝飲茶的興盛與道教服食丹藥尋求精神刺激有關，因飲茶能帶來使人精神振奮的直接生理反應，故將茶視為“多服、久服不傷人”的“上藥”，而未提及飲茶過多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從三國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時間內，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飲茶來解除坐禪瞌睡，在寺院廟旁、山谷間遍種茶樹。此后，飲茶的習俗與佛教的普遍流行相得益彰。關于茶樹的來歷，佛教教義系統(tǒng)中甚至有一個美妙的神話故事來建構飲茶與參禪之間的密切關系。在佛教傳說故事中，佛祖菩提達摩禪定時竟然睡著了，羞憤交加的達摩割下了自己的眼皮，而那些落地的眼皮后來就變成了茶樹。而此后參禪的僧人之所以能入定不寐，就靠了飲用這達摩眼皮化生的茶樹制成的茶飲，并由此建構起“禪茶一味”的佛家飲茶哲學。
在醫(yī)藥治療尚未系統(tǒng)化和理論化的上古時期，具有治療功效的茶很容易被神化且被視為珍品。周武王伐紂時(公元前1135年)就有將茶葉作為供品的記載。據《禮記·地官》記載，“掌荼”和“聚荼”以供喪事之用。到了春秋時代(公元前722年至前491年)，茶葉產量增加，茶的作用開始由祭品向食品過渡，即由祭祀祖先和神明的食品向日常食用的食品過渡?！蛾套哟呵铩氛f：“嬰相(公元前514年左右)齊景公(公元前547年至前489年)時，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茗菜耳?！笨梢姽?世紀初，茶葉已發(fā)展到既是極品又是菜食了。三國魏華佗《食論》說：“苦茗久食，益思意?！薄对娛琛吩疲骸敖窐?、茱萸，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中以為食。”晉人傅咸《司隸教》說，“蜀嫗作茶粥賣”。東晉郭璞注釋《爾雅》：苦荼“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羹飲”?！稄V雅》說，“飲茶時，用米湯澆覆之”?！稄V志》說，或以米和膏煎之。楊華《膳夫經手錄》中云：“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采其葉煮，是為茗粥?！?/p>
隋唐兩代，茶葉逐漸從社會上層社交飲料和方外思禪之物轉變?yōu)榇蟊婏嬈?，為社會廣泛接受，茶葉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的經濟和文化作用凸現(xiàn)。西漢以降，國內茶業(yè)市場不斷壯大，茶商人數隨之不斷增長。茶葉貿易的興盛始于唐宋，至明清達到空前規(guī)模。唐代茶商的力量驟強，茶商的人數、資本和活動區(qū)域大大擴張。白居易《琵琶行》就有“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之句，浮梁(今景德鎮(zhèn))就是當時國內茶商匯聚之地，而琵琶女之夫就是搞長途販運的茶商。茶葉貿易的興起也為唐朝帶來了豐厚的利潤。茶葉在唐代被列為與鹽鐵并重的專賣品，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開始征收茶稅，從此茶稅成為唐朝的重要財政來源，想來頗似今天煙草的地位。
從地理空間的分布來看，茶樹的自然習性決定了其一般只能生長于南緯33°以北和北緯49°以南的地區(qū)。在中國，茶樹最早發(fā)源于西南山區(qū)，制茶技術、飲茶習俗也最先發(fā)端興盛于南方經濟較繁榮地區(qū)。唐朝以前茶飲習俗的這種南北之分既是地理空間上的區(qū)分，也表現(xiàn)為族群空間上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對峙。在傳統(tǒng)中國歷史演變過程中，圍繞著“十五寸雨量線”，南北方的對抗持續(xù)了兩千余年。期間，或是游牧民族跨越長城，侵略和入主中原，或是衛(wèi)青、霍去病、李靖等馳騁征戰(zhàn)于漠北、陰山，雙方雖不能以原有之文化形態(tài)去統(tǒng)一“他者”，但均未放棄文化和經濟上的交往，而是形成了一種紛爭其表，共存其內的密切關系。在梁任公所謂“中國之中國”形成過程中，原本作為經濟作物的茶葉所起作用遠遠超出了作為單純日用飲品，在文化涵化和傳播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并成為文明發(fā)展的兩大力量之紐帶。茶葉貿易的繁榮，將南北方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雙方的頻繁互動，使南北方在文化和經濟上的聯(lián)系突破政治和疆域的限制，為大一統(tǒng)的民族國家和多元一體的民族關系的形成提供了助力。茶葉貿易作為古代中央王朝邊疆政策一枚重要的棋子，為雙方均勢提供了平衡點。
然而，在沒有茶樹分布的北方，茶葉這一“南方之嘉木”在游牧民族中的待遇卻經歷了從“水厄”“酪奴”到“仙茗”，從被視之為一種災難到最終成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之飲品的戲劇性轉變過程。
《世說新語》載：“晉司徒長史王濛好飲荼。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濛時任司徒長史，嗜茶，每逢家中有客人到，必勸人飲茶。但客人中很多是從北方南遷而來的士族，并不習慣南方的飲茶習俗，因而每次要去王濛家之前，都背地里苦笑說“今天又要遭水災了”。從“水厄”一說中也可以看出，雖然在當時的江南地區(qū)，飲茶早已成為一種習俗并且有像王濛這樣的“茶癡”，但卻并不能為從北方遷來的人普遍接受。“水厄”因此成為茶的一種貶稱和戲語。據北魏楊炫之《洛陽伽藍記·正覺寺》記載：(劉縞)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敝v的是彭城王元勰諷刺劉縞“為什么不像王侯將相那樣喜好山珍海味，卻偏好南方奴才喝苦水呢!”
(大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權所著的《茶譜》中列出10種茶具)出自：中科綠華綠色建筑
茶在南方被不喜愛飲茶之人貶稱為“水厄”，而在北方，北魏尚書令王肅更為茶戲貶為北方人經常食用的奶酪的奴隸——酪奴。《洛陽伽藍記》云：“(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道肅一飲一斗，號為漏卮。經數年以后，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并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yōu)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這段記載給了我們豐富的信息，一是可以看出當時南方和北方飲食殊易極大，但南北之間有交融，南方才學之士北上尋求施展政治抱負;二是北方人傳統(tǒng)飲食為羊肉及奶酪，但此時茶尚未成為游牧民族消解油脂的必不可少的飲料;三是飲食與政治的關系。喜歡吃什么，怎么吃，如何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其實與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緊密相關。因而，王肅的一番以食物對各國勢力進行比喻的討好回答起到了預期效果，引得孝文帝哈哈大笑并贊賞其才思敏捷。
但是沒有多久，隨著國內茶葉種植的擴大和飲茶之風的日益盛行，茶葉逐漸傳入西部和北部邊境，調整了游牧民族的飲食結構，“酪奴”“水厄”轉而變成了“仙茗”。邊境游牧民族長期以肉類和奶制品為主食，而茶葉富含維生素、單寧酸、茶堿等，能補充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營養(yǎng)成分，并能化解油脂。此外，飲用滾開的熱茶，可以殺滅細菌，也就減少了腸道以及血液寄生蟲感染的機會。因此，中原漢族作為生活調劑品的茶葉，對于北方的少數民族卻像糧食和鹽巴一樣，成為生活必需品。一方面，由于北方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限制，不可能種植及加工茶葉，因而必須依靠從南方生產的茶葉。另一方面，自戰(zhàn)國趙武靈王效仿游牧族群胡服騎射后，靈活機動的騎兵開始在戰(zhàn)場上取代了笨重的戰(zhàn)車，馬匹在古代戰(zhàn)爭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現(xiàn)。中原漢人建立的政權要想與北方游牧族群的騎兵部隊相抗衡就必須獲得馬匹。但是對漢人政權而言，馬匹這種如此重要的戰(zhàn)略物資卻多產于西部和北部邊疆的少數民族聚居的牧區(qū)。南北雙方相互的需求由此產生了茶馬互市制度。“茶馬互市”初始多使用金帛。有唐代，茶業(yè)貿易成為唐朝廷充實邊防，“以茶制邊”的重要物資。兩宋期間，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政權遼、金、西夏戰(zhàn)事頻仍，軍隊對馬匹的需要更為迫切，以茶易馬成為關系到宋朝存亡之要務，故宋設茶馬司專司其職。據記載，宋代每年與邊境民族易馬達兩萬匹。蒙元政權統(tǒng)治中原時期，原本出于軍事需要的茶馬貿易暫時中斷。明代，蒙古政權雖被逐，但其在北疆的勢力仍然強大且當時西北諸蕃尚多觀望的情況又使得明王朝不得不恢復茶馬貿易。明初，中央政府在西北設茶馬司，并參唐宋茶法，制較完善茶法?！懊鞑璺ㄓ腥?，曰商茶，曰官茶，曰貢茶。商茶輸課給引略如鹽制，官茶貯邊易馬若征課鈔，貢茶則上供同也?！笨梢?，商茶和官茶乃是茶馬互市的重心所在。
結語
茶葉作為一種典型的“文化之物”，在人們消費其使用價值的同時，也被編織進社會的價值系統(tǒng)和文化實踐當中。茶之名、茶之用、茶之味無一不是茶與自然環(huán)境、人文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相互影響和作用的結果。在接納茶葉的各社會群體中，隨時間的流逝，茶葉承擔了不盡相同的社會功能。茶葉在帝制中國的財政稅收、華夷互動、族群認同、朝貢體系的維系等方面都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文化符號之一，也成為近代中國進入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各國競相追逐的重要物資。宗教、戰(zhàn)爭與近代商貿活動對今天茶葉在全球范圍內的消費產生了重要影響。
(來源：《民俗學論壇》，注釋從略，詳見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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