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世紀初中國茶葉風靡歐洲后，中國一度是世界茶葉的最大輸出國。特別是1875年，產自徽州祁門地區(qū)的紅茶改制成功后，更是因其獨特的香氣以及優(yōu)良的品質，在國際上一路暢銷。但在1936年，因為祁門紅茶的銷售問題，茶商和政府之間卻進行了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zhàn)斗”。
“豆腐盤成了肉價錢”
“祁紅特絕群芳最，清譽高香不二門?！闭f到徽州的祁門紅茶，據(jù)史籍記載最早可追溯至唐朝陸羽的茶經。只不過在清朝光緒年間以前，祁門只產綠茶，不產紅茶。到了光緒元年(1875)，徽州人胡元龍在培桂山房籌建日順茶廠，用自產茶葉，請寧州師傅按寧紅經驗試制紅茶，大獲成功。
隨著胡元龍創(chuàng)始的祁門紅茶的誕生，由于茶葉品質超眾，祁門紅茶在國際上一路暢銷。有資料顯示，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祁門紅茶的實際年產量已達到四五十萬擔，占中國整體紅茶輸出量的80%。在1915年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祁門紅茶榮獲一枚大獎章和兩枚金牌，一下子成為中國茶葉最具國際聲望的代表之一。
但隨著印度茶、錫蘭茶、日本茶，利用現(xiàn)代化機器生產后，他們以后來居上的強勢，最終在20世紀30年代讓中國的茶葉產銷一下子衰退，對外出口更是低迷。就以祁門紅茶為例，1932年，它對英國的出口量還是25625.31擔，但到了1934年只有21529.96擔，兩年少了4095.35擔。屋漏偏逢連陰雨。就在這個時期，進口的外國茶葉、咖啡和可可又在慢慢取代國產茶葉。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有研究者后來分析認為，除了和當時國外先進的制茶技術相關之外，還和國內茶業(yè)的生產和運輸銷售模式有很大關系。這又是為什么呢？
因為按當時的規(guī)定，一片茶葉從離開茶園到制茶裝箱，再最終出現(xiàn)在外國家庭，其間經歷了很多道中間環(huán)節(jié)。直觀來看，光中間商就有好幾層。先是上海的購茶洋行，他們不但壟斷了所有的外銷訂單，連市場的茶價也由他們決定。其次是茶棧，放貸款給地方的茶號讓他們收茶制茶，再轉手把茶葉賣給洋行。茶號用現(xiàn)金向茶農購買毛茶，回去再親自加工精制或者轉手他人繼續(xù)賺差價。這種層層盤剝，再加上交易中洋行的任意劃價或是茶棧的低價收購等非常規(guī)操作，導致處在最底層的茶農幾乎年年吃虧，對于茶葉種植的投入也就越來越少。
而正是這樣的惡性循環(huán)，把“豆腐盤成了肉價錢”，最終成了后來政府統(tǒng)制祁門紅茶的“導火索”，也是造成“官商之戰(zhàn)”的主要矛盾。
看不見硝煙的“官商之戰(zhàn)”
1936年4月1日清晨，天還沒亮，上海的茶商們卻幾乎一夜沒合眼，他們坐立不安，陷入了空前的恐慌。原來，前幾天省政府剛頒布了一條命令，自4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祁門紅茶統(tǒng)制。當天，安徽與江西兩省政府在安慶聯(lián)合成立了皖贛紅茶運銷委員會。從此，皖贛紅茶將由省政府直接貸款，直接運銷。
根據(jù)當時安徽省政府的說法，實行紅茶統(tǒng)制就是因為茶商和茶農之間存在太多層的剝削操縱，導致運輸還有銷售都受到層層限制，最終“產量日減，銷路日落”。所以為了復興中國的茶葉，政府要開始宏觀調控，“統(tǒng)制運銷”。為此政府還做了很多配套規(guī)劃：制定了統(tǒng)一的運銷路線；請國內外專家來評定茶葉品質以及價格。銷售上，計劃繞過洋行直接外銷國際。此外還施行了一些減免茶稅的政策，或是派技術人員出國考察等等。
這些措施的意思就是，今后只有在符合政府規(guī)定標準并登記過的茶號，才能運送茶葉到市場銷售并且獲得銀行的貸款用來收茶制茶。表面上看，就是政府在出錢出力，削減中間環(huán)節(jié)的費用，為茶農們謀利。
看到政府的這些做法，作為中間商的茶商們可急了。他們認為，政府這么做，顯然是繞過了他們這些中間商。簡直是砸了他們的飯碗，于是他們空前地抱成了團，不僅派商界代表到安徽與政府商談，甚至還停兌歇業(yè)。一場官商之間的“斗法”就展開了。
據(jù)一些史料記載，1936年3月29日，上海市洋莊茶業(yè)工會向實業(yè)部發(fā)電報懇請撤銷皖贛兩省紅茶統(tǒng)制；4月1日，皖贛紅茶運銷委員會不理會“懇請”，迅速成立；4月9日，上海市商會又致電實業(yè)部，再次懇請撤銷統(tǒng)制，電文中就直白地指出“今以統(tǒng)制之名，行省營之實……使茶商求生無地。”而安徽省政府對此頗不以為然；4月15日，上海茶業(yè)界眼看撤銷無望，只能另尋出路，派了茶商代表孫子茀、卓華譜、卓鏡澄三人到安徽向省財政廳還有建設廳提出“官運商銷”的折中辦法，即政府只負責運輸，不干涉茶棧銷售茶葉；但這個提議又落空了。于是上海14家茶棧決定聯(lián)合抵制，4月21日茶棧開始停兌歇業(yè)……
即使這樣，安徽省政府的態(tài)度卻是越來越強硬，毫無妥協(xié)的意向，雙方一直僵持到5月初。其間實業(yè)部一直對安徽省政府的統(tǒng)制決定持著默許的態(tài)度。面對政府的“消極調解”以及地方政府的強硬，最終上海六家經營祁紅的茶棧不得不向政府妥協(xié)。
中國茶葉產業(yè)一段興衰浮沉史
從現(xiàn)存的史料來看，當時政府對祁門紅茶統(tǒng)制措施的實行，還是有一定成效的。用一組數(shù)據(jù)就能看出來：1933年祁紅年產33209箱，到了1939年一下子增長到了年產69859箱，占全國外銷紅茶產量的三分之一。不僅如此，統(tǒng)制前夕就已投入運營的祁門茶業(yè)改良場，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家茶葉科研機構，也不斷地增產優(yōu)良品質的茶葉。
說到設在祁門的安徽省立茶業(yè)改良場，還真可圈可點。它的前身是1915年北洋政府農商部在祁門平里創(chuàng)辦的以研究和拓展祁門紅茶為主旨的安徽省模范茶場——中國第一家茶葉科研機構，現(xiàn)代茶葉科研的萌芽。1934年，它改名為后來響名全國的“祁門茶業(yè)改良場”。應該說，祁門茶業(yè)改良場是中國茶史上的一大創(chuàng)新，集科研、生產、銷售于一體方面開我國茶界實業(yè)之先河，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難怪1936年時《申報》、《中央日報》都對改良場生產的祁紅茶葉售價達到新高做了報道，經中外茶師品評，認為該茶做工、葉底、水味、香氣等在祁紅中均稱上乘。這些對于曾經一度低迷的國內茶葉市場來講，實在令人鼓舞。
與此同時，為了刺激茶葉品質的提升，政府在祁門和屯溪還最先舉辦產地檢驗，要求各個茶號都必須強迫檢驗。凡是檢驗合格的，發(fā)給一張產地檢驗證，不合格的不僅沒有證書，而且會被上報給皖贛紅茶委員會運輸組織。這一“招”的厲害就在于保證了茶葉從原料到制作再到儲存均合格達標，從而在國際市場上提高了中國茶業(yè)的信譽。
在這種“多管齊下”后，祁門紅茶的銷路逐漸拓展，甚至一度出現(xiàn)了供不應求的情形。但可惜的是，統(tǒng)制帶來的祁門紅茶的“春天”轉瞬即逝。這又是為什么呢？
有學者分析認為，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有其自身原因和大環(huán)境影響兩個方面。自身原因就是當時有些茶號一邊玩弄種種伎倆，對茶農進行價格剝削，但同時茶號自己又被銀行剝削。而且，面對上海的洋行，省政府在不斷地妥協(xié)，使得洋行仍然保留了之前對外銷茶銷路的壟斷。而大環(huán)境當然就是當時連年不斷的戰(zhàn)亂了，使得局勢動蕩不安。這種情況下，茶農們自然無法安心種茶了。
有數(shù)據(jù)表明，祁門紅茶的產銷在1939年達到了頂峰，1940年雖減量不少，不過仍然生產了6萬多箱，但到了1941年的時候，年產就只有不到4萬箱，到了1942年更是不足萬箱，只生產了3971箱。而在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尾聲時，只出口了2700箱。新中國成立后，祁門紅茶才迎來了再次復興。
而我們回頭再看1936年圍繞祁門紅茶而發(fā)生的這場不見硝煙的“官商之戰(zhàn)”，雖然事情不是太大，甚至在當時也未能夠引起全國的關注。但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它所體現(xiàn)的是中國茶葉產業(yè)自晚清至新中國成立前一段興衰浮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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