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評價茶葉的方法我國發(fā)現(xiàn)利用茶葉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藥用時期。從“神農(nóng)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到陸羽《茶經(jīng)》的問世，茶葉一直是一種“瀹蔬式雜煮”的湯葉，在煮飲的時候常常在其中加入蔥、姜、橘皮等其他植物，那時期的茶葉是一種“復方茶”，我們也叫混合飲。
陸羽《茶經(jīng)》向世以后，茶的利用發(fā)生了重大變革。陸羽將加入茶葉中的蔥、姜、橘皮等其他植物拋棄，使茶葉獨立成為一種單純的飲料。陸羽自己把這種煮飲的方法稱之為“天然煎烹法”，陸羽的“天然煎烹法”其實并不天然，因為他還在其中加了鹽巴，但并不妨礙陸羽的偉大貢獻。他把茶葉從“復方”的茶轉向了簡單化的“單方”茶，過度到了今天的清飲。
沿著這個歷史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中國人認識茶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茶的藥用價值，二是茶的飲用價值。藥用價值的茶肯定要評價它的功能性，飲料價值的茶肯定要評價它忺用的愉悅性。
于是我們可以把古代對茶的評價方法總結出六個方面，就是評功能、評產(chǎn)地、評原料、評工藝、評外形、評內質。
評 | 茶的功能
評功能體現(xiàn)在大量的古代醫(yī)學著作中，延續(xù)到今天發(fā)展成為數(shù)以千計的茶療方，成為我國中醫(yī)寶庫中的一個瑰寶。在古代遺留下來的許多茶葉專著和大量的文學作品、詩詞歌賦中，茶的功能還賦予了另外一種功能性，就是它對精神的愉悅性。
人們把它稱為“仙人草”“清人樹”“不夜侯”“窈窕菜”“長生茶”等等，賦予了許多人格的美好，充滿了文學的想象。這些都是我國古代對茶的植物功能性和精神作用性的評價，我們可以將它視為茶的功能性評價。
評 | 茶的產(chǎn)地
陸羽《茶經(jīng)》問世以后，茶的評價體系逐漸地完善起來，人們開始把目光聚焦到評產(chǎn)地、評原料、評工藝、評外形和評內質，開始了在享受茶的精神世界的同時，對茶的植物性、客觀性的研究。
在《茶經(jīng)》中有三篇開啟了茶葉評產(chǎn)地的先河。在《一之源》中，陸羽說“其地，上者生爛石，中者生礫壤，下者生黃土”。在《七之事》《八之出》中，陸羽將三十二個州的茶分出了三到四等，形成了用產(chǎn)地來衡量茶的評價方式。
大家知道，陸羽是湖北天門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游歷在湖北、江西一帶，而且在浙江和江蘇都居住過。在沿途中他應該還接觸到安徽和湖南兩省，用心的朋友都會發(fā)現(xiàn)，陸羽《茶經(jīng)?八之出》中，他主要敘述的排的等級等次主要是以山南道的茶區(qū)為主的。
由于他沒有到過福建和貴州，對當時的黔中茶、江南茶和嶺南茶沒有太多的記錄，這也是陸羽的局限性。但是陸羽按產(chǎn)地評價茶葉的思維方式也影響到了宋代及其之后的時間。
在《大觀茶論》中，在《東溪試茶錄》中，在《北苑貢茶錄》中有大量的關于福建茶的記錄，它們都按產(chǎn)地論優(yōu)劣。明清時期大量的著作也是按照產(chǎn)地來分別茶的優(yōu)劣的。在云南《徐霞客游記》中記錄了當時他經(jīng)歷鳳慶的時候，喝到了梅氏給他煮泡的茶以后，他說“滇茶以此為最，不輸杭之龍井”。
我們熟知的關于普洱茶的六大茶山的記錄等，這些習慣，都是評產(chǎn)地的縮影。我國許多歷史名茶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名的。習慣延續(xù)到今天，在云南普洱茶中，班章、冰島、昔歸、易武、忙肺、景邁等等產(chǎn)地的推崇，也是這種習慣的延續(xù)。
至于盛名之下，這些產(chǎn)地是不是會出現(xiàn)名不符實，已經(jīng)是另外一個命題?？诒嘞颍娬f一致是我國傳統(tǒng)的評茶習慣，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意義。
評 | 茶的原料
要強調的是，在我們評產(chǎn)地，評天時地利的同時，還要學會古代評茶的另外一種方式，就是評原料。
在陸羽《茶經(jīng)?三之造》中，他說“茶之牙者發(fā)于叢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選其中枝穎拔者采焉”，說明陸羽已經(jīng)注意到了原料選用．提出茶樹上生長的三枝四枝五枝的枝條，選擇其中肥壯的枝條采摘的主張。
“筍芽”
在《一之源》中陸羽又說“紫者上，綠者次；筍者上，芽者次；葉卷上，葉舒次”，他還注意到了葉色與品質的關系。注意到了同為芽頭的筍者和芽者，即肥壯的和瘦弱的茶芽與品質之間的關系。他也注意到了葉片背卷和葉片展平的葉齡與茶葉品質之間的關系。
他認為芽頭肥壯的比芽頭瘦弱的品質好，葉片背卷的比葉片舒展的品質好。這些觀點到今天都是經(jīng)得住檢驗的。至于他所說到的“紫者上，綠者次”，可能受到當時顧渚紫筍的影響，也可能是唐朝煮茶而飲的習慣，讓陸羽覺得紫色芽頭這種味道濃的茶是好茶。無論如何，陸羽對原料的在意，直接影響了后來的整個中國茶葉行業(yè)的發(fā)展方向。
于是我們在宋徽宗所寫的《大觀茶論》中，就見到了這樣的記載，他說：“凡芽如雀舌、谷粒者為斗品，一旗一槍為揀芽，一旗二槍為次之，余斯為下”。宋徽宗把雀舌和谷粒者的茶芽視為斗品，是最好的，認為一旗一槍次之。這種習慣在那個時候可是“皇帝詔曰”啊。
我們現(xiàn)在的許多評茶活動，許多消費者購買茶葉，都受這種習慣的影響，見嫩就是好的，龍井的價格始終比旗槍高。
在熊蕃所寫的《北苑貢茶錄》中，也有類似的話，他說“凡茶芽數(shù)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鷹爪，以其勁直纖銳，號曰芽茶。次曰揀芽，乃一芽帶一葉者，號一旗一槍。次曰中芽，乃一芽帶兩葉，號一槍兩葉。其帶三葉四葉皆漸老矣”。可以看出，整個宋代對茶的評價是以嫩為好的。甚至出現(xiàn)了《北苑貢茶》當中剝去鱗片，只留筍絲的水線銀芽。
凡此種種不難看出唐宋時期對用料的選擇，一直影響了中國茶葉一千多年的價值觀。這種以嫩為好的習慣或者是判別標準，究竟好不好呢？
唐宋飲茶習慣
我認為我們得從歷史的角度去分析去判斷，因為江浙地區(qū)的飲食都是偏清淡的，主流社會對清淡飲食的偏好，使整個宋代制茶出現(xiàn)了“出膏惟恐不盡”的加工習慣。
“出膏惟恐不盡”就是要把茶葉里面的膏汁（即汁液）擠干、榨凈。甚至還有將揉捻葉、揉坯用清水漂洗，以獲得好看的外形的加工。這類加工方法在我們今天看來確實有點兒匪夷所思，因為將茶汁都擠出了，還有什么營養(yǎng)價值呢？
宋代點茶
但是宋代的飲茶習慣是以抹茶和點茶為主的。就是將茶葉碾碎了以后，茶粉與沸水攪拌在一起，直接連茶渣一起飲入的這么一種消費方式，類似于今天日本的抹茶。這種飲茶習慣顯然不能太濃，濃了就像喝藥，濃了就肯定受不了，所以有它的合理性。
宋代的制茶和唐代的制茶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方式，唐朝制茶是“畏其流膏”的，就是要盡量的保持茶的汁液。而宋代的制法是“出膏惟恐不盡”，就是要想方設法地擠走茶汁。
這兩種相反相左的加工方式，就是因為唐朝是煮著喝的，宋朝是點茶喝的。煮著喝的，茶水比例很大，茶少湯多，它肯定要追逐味道濃的東西。而宋代是直接將茶碾成粉打勻，點茶而飲，所以不喜歡太濃，它必須將茶汁擠出去。
唐代煮茶
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習慣，不同的習慣引導著不同的加工方式。我們不評論這些時代誰對誰錯，誰是誰非，我們只有敬重的義務。但是古人對用料的選擇，對用料的重視是我們要重視的。
我們要學習的是在評產(chǎn)地的同時，評價原料的等級。歷史進步了一千多年，我們不能不如古人。購買龍井也好，鐵觀音也好，碧螺春也好，黃山毛峰也好，云南普洱茶也好，不能只是盯著產(chǎn)地而去，而是要在產(chǎn)地的基礎上，學習古人的評價方法，重視對原料的評價。
評 | 茶的工藝
不僅如此，古人還對茶葉加工的工藝有著嚴格的考核標準，評工藝也是中國茶葉歷史上重要的審評品鑒指標。
在陸羽《茶經(jīng)》中《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飲》這些章節(jié)中，都有對工藝的考量，有對生產(chǎn)工具的要求，有對采制時間的要求，有對蒸壓技術的要求，也有對煮飲過程中茶具茶藝用品的要求。
唐代制茶
宋徽宗《大觀茶論》甚至對采茶工人的洗手、剪指甲等許多很細很細的環(huán)節(jié)，都提出了要求。宋代黃儒寫的《品茶要錄》指出了茶葉的八病。趙汝勵的《北苑別錄》依然盯著的是茶葉的加工工藝。
《品茶要錄》和《北苑別錄》這兩部書中，有一點非常相似，它們各有一段話都重視到了殺青，即蒸汽殺青的時候的工藝水平，都分別記載了三種工藝情況下的品質特點：
1.如果蒸青不足、不熟、不透，會出現(xiàn)成品的色青、易沉，味有桃仁之氣，草木之氣等，就是我們今天說的生青，青草氣；
2.如果過熟，殺透悶著了，就會出現(xiàn)色黃，粒紋大而味淡；
3.如果適度則味甘香。
時間過去了一千多年，我們不得不臣服于我們古人的偉大，無論是陸羽的“茶有九難”，還是黃儒的“餅茶八病”，還是趙汝勵的對制茶工藝的辨別能力，都是我們要學的。
古為今用，向古人處討消息，在傳承之中談發(fā)展，是我們學習茶葉審評品鑒的捷徑。因為，茶葉審評品鑒是評價茶葉的好和壞，而好和壞是一種價值觀。那些千古不易的價值取向，一定是經(jīng)典所在。
徐亞和
楚天茶道培訓中心首席普洱導師。
云南普洱知名專家。
著有《解讀普洱》、《中國普洱茶文化大觀》、《石介茶》等茶學專著。
他在普洱茶的栽培、加工工藝、審評等方面積累了30年的理論與實踐經(jīng)驗。
他也是云南優(yōu)良茶樹品種——冰島長葉、邦東大葉種及漭水大葉種的發(fā)現(xiàn)者、命名者與推廣者之一，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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