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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和中國在剛開始的接觸并不是很順利，產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碰撞，發(fā)生了不可避免的流血事件。到了17世紀末葉，中俄雙方對這種敵對戰(zhàn)斗的狀態(tài)都感到了厭倦，《尼布楚條約》的簽訂為雙方關系帶來了曙光，1689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條約規(guī)定：“一切行旅有準往來文票者，許貿易勿禁。”此后中俄邊界貿易逐漸活躍，雖然條約簽訂之后，中俄兩國對待對方的態(tài)度并未根本改變，中國人為的是自身與俄國邊界得到安寧，而俄國人看重的是可以獲得進入中國經商的權利，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尼布楚條約》使中俄兩國明確了邊界的概念，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
《尼布楚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俄長期貿易的開始。中俄貿易素有“彼以皮來，我以茶往”之說，自此，由張家口經蒙古、西伯利亞至俄國，販運茶、絲為主商品的俄國商隊日趨活躍起來，茶葉輸出量不斷增加，從此二三百頭駱駝組成的商隊滿載著用來交換茶葉的毛皮，艱難跋涉于厄斯克?卡亞克塔邊境線。返回莫斯科時，由于每頭駱駝須裝載4箱茶葉(大約270千克)，因而行程非常緩慢，茶葉從中國南方茶源地的種植者到達俄國人手中，需要16～18個月。漫長的運輸過程決定了最早輸入俄國的茶葉是磚茶。曬干的碎茶葉經過蒸壓，形成體積更小且不易受潮的茶磚。
1692年俄國向中國派出的第一支商隊于莫斯科起程，這就是歷史上非常著名的伊臺斯商隊，毫無疑問伊臺斯商隊成功地前往中國是中俄貿易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促進了中俄以后的貿易來往。
康熙皇帝親征葛爾丹后，廢除政府所設經管內地茶葉與西北游牧民族馬匹交換的茶馬司，開放內地與蒙古等西北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貿易，促進了茶葉向西北地區(qū)運銷的活躍，地處江漢交匯的武漢于是成為南茶北運的要道。
南茶北運對于交通發(fā)達的今天來說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過去通訊和交通閉塞的年代，中國茶要跋山涉水，幾經輾轉才能運到目的地。早在明代中葉，我國已經有茶葉輸出的歷史，輸往俄國和歐洲的紅茶和磚茶均來自中國江南的產茶區(qū)，而經營者卻是非產茶之省的晉商。其實，中俄長達萬里的茶葉貿易商道最初的起點就在福建武夷山，因晉商對北方游牧地區(qū)有豐富的茶葉銷售經驗，覺得武夷山茶源好，價格低有廉價勞動力，發(fā)展前景和利潤空間大，崇安縣東南20公里的下梅村就是公認的萬里茶路起始點。
為什么說茶葉之路的起點在漢口，這和當時的大環(huán)境有關，這條水路進入長江后，從九江到漢口，要逆水行180公里，顯得頗不合常理。它為什么要舍棄順水到大運河，走北京——張家口——多倫的路線，而舍近求遠、舍低就高去漢口呢？據(jù)晉商常家第16代傳人常士宣所說，有兩大原因：一是京杭運河承擔運糧、運鹽、運銅等朝廷任務，茶葉運輸高峰的四五月間，正值南方大批糧食上調京師之時，難以擠入；二是漢口——漢水——張家口——恰克圖這條路線，沿途晉商云集，易照應，且有沿途批銷、分散茶貨的妙用。
17、18世紀，海路不暢通，絲綢之路淡出，俄國對華貿易卻因新辟的茶路有了保障。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為兩國茶葉貿易發(fā)展奠定了基礎。俄國對茶葉的巨量需求，催生了多條自中國南方茶葉產地至俄內陸腹地的茶葉貿易線路。
相關專家對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及湖北羊樓洞等中國南方茶葉原產地探訪發(fā)現(xiàn)，中俄萬里茶道最古老的兩條主線，一條從福建武夷山下梅村起，精明的山西商人收購茶葉后制成磚茶，由河口走水路，沿西北方向穿江西、至湖北，在漢口集聚后，走漢江商路至襄陽再北上；另一條，從湖南安化起，沿資江過洞庭湖，穿越兩湖地區(qū)，經湖北羊樓洞在漢口集聚。這兩條茶源線路在漢口集聚后，再一路北上，縱貫河南、山西、河北，穿越蒙古沙漠戈壁，經烏蘭巴托(庫倫)到達中俄邊境口岸恰克圖。再在俄國境內延伸，經烏蘭烏德、伊爾庫茨克、圖倫、克拉斯諾亞斯克、新西伯利亞、鄂木茨克、秋明、葉卡捷琳堡、昆古爾、喀山、下諾夫哥羅鎮(zhèn)、莫斯科，最后抵達終點圣彼得堡。
這兩條路上終日熙熙攘攘。先是肩挑車推，再是船行江河，接著是騾馬，最后是駝隊。茶葉在路上輾轉一兩年，其中從武夷山茶葉原產地出發(fā)的線路，總行程達1.3萬公里。此線路從江西河口鎮(zhèn)開始走水路，河口到漢口，行船680公里，快則1月，慢則40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