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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經(jīng)營“湖茶”大手筆

編輯:一抹陽光

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回軍首領馬占鰲派部下抵達安定向楚軍獻馬,表示投降,愿接受約束。左宗棠命將投降回軍全部放回,但令他們繳出馬匹和武器,以免重蹈“金積堡”覆轍。他在家信中說的“馬占鰲、馬悟真已來獻良馬二、健騾二、差馬五十、介糜二,繳馬三千余,叉子槍約繳至二千,矛桿五六千”,就指這件事。

陜、甘戰(zhàn)事進入掃尾階段,趁此間隙,左宗棠擬訂甘肅省茶務章程,以掃清歷任積弊,發(fā)展陜、甘經(jīng)濟。


△茶馬古道舊照

陜、甘茶務,依托“茶馬古道”。這是一條以馬幫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間國際商貿(mào)通道,興于唐宋,盛于明清,是中國內(nèi)地茶商“以茶換馬”的主道,也是“絲綢之路”的一條主干線。

“以茶換馬”的主要原因,在于湖南、江西一帶屬山區(qū),交通運力主要靠馬,本土卻不產(chǎn)馬;甘肅的回族、蒙古族,以肉食為生,腸胃的油脂只能靠茶葉消化,一天不喝茶就會身體難受,三天不喝會生病,長期不喝會有生命危險,本土又不產(chǎn)茶。

一條“茶馬古道”,滿足了南、北兩地百姓互通的需求。

清朝立國之后,茶務在乾隆年間整頓,由西寧司、莊浪廳、甘肅省城之皋蘭縣經(jīng)理。甘肅茶務經(jīng)營仿食鹽經(jīng)營,采用“茶引”制度。甘肅共設茶引二萬八千九百九十六道,每引正茶一百斤。憑借權力壟斷“茶引”的商人,每年需向國家繳納正課稅白銀八萬六千九百兩,雜課稅四萬一千九百兩。

1851年太平軍興,湖南首當其沖,成為主戰(zhàn)場,“茶馬古道”橫遭破壞,茶商也被打跑,茶馬交易一度中斷。清朝茶務,著名的有甘肅湖茶、四川邊茶,待左宗棠初定陜、甘,此時囤積壓貨,均達十余年之久。

左宗棠與湖茶結下不解之緣,可以追溯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那年,他用在安化小淹陶家教書所得的九百兩白銀,在湘陰柳家沖買下七十畝田地,建成柳莊。

那是一段值得留戀的日子。從湘潭桂在堂遷回湘陰柳莊,左氏心情無比暢快,他“日巡行隴畝,自號湘上農(nóng)人”,每天親自參與耕種。那些日子,他親身實踐科學種田,寫成《樸存閣農(nóng)書》,發(fā)明“區(qū)田法”,推廣后解決了附近農(nóng)民的饑餓問題。

左宗棠教書所在地安化小淹,是山西、陜西茶商的聚集之地,每年都有大批的茶販往來。左氏留心觀察,發(fā)現(xiàn)安化茶葉以小淹為圓心,周圍百里內(nèi)的茶葉最好,產(chǎn)量也最高。

1846年,三十四歲的左宗棠從小淹運回茶苗,在“柳莊”自辟茶園栽種,開創(chuàng)了湘陰縣培育茶葉產(chǎn)業(yè)的先河。四子左孝同的說法可以印證:“府君于柳莊藝茶、種樹,期盡地利。湘陰產(chǎn)茶,實府君為之倡?!?

左氏在《上賀蔗農(nóng)先生》中自述:“宗棠自耕之田,略以古農(nóng)法之便于今者行之,聞甚良,惜細雇輩尚未能盡如其意也。茶園所入,今歲差可了清國課。逐漸增加,于人事不無裨益,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恥而廣惠愛者大矣!”左宗棠按自己發(fā)明的新的“區(qū)田法”種水稻,比起古代農(nóng)書的種田方法,產(chǎn)量要高,他單憑種茶的收入,就可以交清國家的農(nóng)業(yè)稅,他還計劃栽桑樹養(yǎng)蠶抽絲,種竹子編農(nóng)具送人。那段日子,他不但沉迷于學習古代種茶技術,還親身下地勞動。

五年后,太平天國運動爆發(fā),左宗棠樂于田園,依然不問世事,閑居在湘陰“柳莊”,精心料理他的茶園。三十九歲的他,在給長沙朋友賀瑗的信中,這樣描寫耕種農(nóng)家的趣味:“山中小筍,新茶風味,正復不惡。安得同心數(shù)輩來吾柳莊一聚語乎?……兄東作甚忙,日與庸人緣隴畝。秧苗初茁,田水琮琤,時鳥變聲,草新土潤,別有一段樂意。出山之想,又因此拋卻矣?!?

每天感受大自然的蓬勃生機,他以為人間至樂,不但不想出山辦事,甚至想邀三五好友到“柳莊”來陪他喝茶聊學問。

安化當年流行一首《茶歌》,家家戶戶傳唱,堪比流行歌曲,左宗棠平時往來兩地,也聽會了。他自采茶葉時,自得其樂地哼唱:

二月花朝初開天,雙雙對對整茶園。

哥施肥來妹淤土,谷雨多摘白毛尖。

三月清明茶發(fā)芽,姐妹雙雙采細茶。

雙手采茶雞啄米,來來往往蝶穿花。

谷雨采茶上山坡,男男女女在一起。

心想和妹來講話,篩子關門眼睛多。

布谷聲聲叫得歡,農(nóng)家四月兩頭忙。

插得秧來茶已老,采得茶來麥又黃。

在安化的這段生活見聞,多年后仍記憶如新。左氏在與陜西布政使譚鐘麟的通信中如此回憶:“至新芽初出,如谷雨前摘者,即小淹亦難得。每斤黑茶,至賤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

在左氏的印象里,當時湖南流行兩句茶諺。一句是:“安化山里不作田,三個月茶陽春吃一年?!币馑际前不蕉嗵锷?,稻谷不豐,但有“采不盡的茶,剝不盡的麻”,每戶茶農(nóng)單憑賣茶葉,就可以管一家全年溫飽。一句是:“寧買安化草,不買新化好?!币馑际切禄恼娌瑁€比不上安化的草好賣,這句話見于《安化縣志》,可見其時的品牌效應。

安化好茶葉不夠賣,當?shù)剞r(nóng)戶只好摻假。當年安化茶分上、中、下三品,上、中兩品不能做手腳,茶農(nóng)便拿下品做文章,多以柳樹葉、茅草、栗樹葉冒充,真茶葉不過十分之一二。左宗棠早年親見,將這些都記于文章中。

陜、甘“茶馬古道”中斷后,南北兩地茶、馬積壓,浪費嚴重,官員嘗試恢復。

1865年,陜甘總督楊岳斌嘗試恢復,計劃在陜西設立官茶總分店,并撤銷各省、局設立的茶葉稅務關卡,以吸引茶商,遺憾沒有落地執(zhí)行。

1866年,左宗棠調(diào)任陜甘總督,前面五年忙于剿捻、定回,根本無暇顧及。1872年農(nóng)歷二月二十七日,寫這封家信時,他已從繁忙的軍務中抽身出來,對茶務大刀闊斧改革:

一、將國家壟斷經(jīng)營的“茶引”,改為自由競爭市場的“茶票”。歷史舊賬一刀切斷,“行一引之茶即納一引之課,從前積引不準代銷,庶免移新掩舊之弊”。

二、清理雜課稅,豁免以前茶商因戰(zhàn)爭原因而欠下的稅款。過去每引有捐助、養(yǎng)廉、充公、官雜四項雜課,納銀一兩四錢。新政之后,“正課百余萬兩且歸無著,更何可征收雜課以累新商?與其徒雜課之名,致妨正課,曷若蠲除陳課之累,以救新課”。

三、清理已經(jīng)不能承引的商人,尤其是手握大量茶引但資本已經(jīng)微薄的晉商,大力培育陜西涇陽各縣“力能承引之商”,吸引他們?nèi)リ兾飨乳_官茶總店“試辦新引”,同時增設南柜。

左氏“茶務新政”之前,朝廷曾在甘肅設有東柜與西柜。東柜茶商由山西與陜西商人承辦,人稱東商;西柜則由回族商人承辦,其中以陜西籍回商居多,人稱西商。左氏新增設南柜,目的是招來南部的商人,其中絕大部分是湖南人,人稱南商。征得朝廷同意后,左氏充分開放自由市場,讓商人間展開競爭,“新商與舊商各領各票,各不相涉”。這一規(guī)定讓新增設的南商迅速壯大,后來居上,形成“東商僅十之三,南商十之七”的局面。

此時南柜的茶葉,除部分來自四川外,大部分來自湖南長沙府安化縣。湖茶經(jīng)湘江入長江,運到湖北襄樊,再通過陸路運到陜西涇陽,在涇陽統(tǒng)一加工,壓制成塊,稱作磚茶;再銷陜西、甘肅、青海、西藏及蒙古,其中部分賣進俄羅斯。

為了調(diào)動南商的積極性,左宗棠對南柜制定優(yōu)惠性的政策規(guī)定:一引配正茶八十斤、副茶二十五斤,只收三兩白銀的正稅,不收雜稅,由湖南運茶到甘肅的厘稅,“酌抽二成,其余八成以各省在積欠甘省協(xié)調(diào)項下分年劃扣”。“茶務新政”之后,全國市場統(tǒng)一規(guī)定,每票配茶五十引,包裝后正茶為四千斤,每包一百斤,分成四十包,另加副茶一千斤,每包二十五斤,為彌補正茶損耗之用。

當時販茶運往陜甘的正課稅,每票繳納二百四十三兩六錢白銀。如果進一步銷往新疆,到哈密關卡時需增繳二十兩。運到新疆銷售店后,又得繳納票稅八十兩、厘金二十兩,也就是說,新疆茶商每票需繳納正課稅三百六十三兩六錢白銀。

左氏增設南柜的創(chuàng)新之舉,不但活躍了大西北的茶馬市場,更直接帶動湖南茶葉產(chǎn)業(yè)的升級換代。

吳覺農(nóng)在《湖南茶業(yè)報告書》中記載,南柜設立后,湖南茶葉極盛時年產(chǎn)量達一百萬擔之多,僅長沙府安化一縣,包括東坪、橋口、黃沙坪、西州等地八十余所茶莊,年產(chǎn)茶就近八十萬箱。其中“紅茶銷俄者約占百分之七十,英、美僅占百分之三十……嗣廣幫中興,由香港銷英、美之紅茶約增至百分之四十,余百分之六十仍由恰克圖銷于俄國”。

饒有趣味的是,在安化“湖茶”的帶動下,湖南儼然成為全國的“茶葉大省”,甚至連遠隔百里之外的平江,茶葉產(chǎn)業(yè)都跟著蓬蓬勃勃發(fā)展起來了?!镀浇h志)記載:“紅茶大盛,商民運以出洋,歲不下數(shù)十萬金。泉流地上,凡山谷間,向種紅薯之處悉以種茶?!?

顯然,“湖茶”空前大繁榮,得益于左氏“改引為票”制度的成功。

其成功程度如何?有數(shù)據(jù)為證:左氏改革之前,甘肅省政府每年只能發(fā)出兩千多引,到1873年“改引為票”正式推行,第一年便發(fā)出八百三十五票。每票五十引,總數(shù)達四萬多引,驟然間增長了近二十倍,當年甘肅省茶稅便高達二十三萬三千四百兩之多。

左氏為鼓勵“湖茶”在西北發(fā)展,向朝廷保舉湖南籍道員朱昌琳為南柜領袖,并親自出馬擔任陜甘茶馬使。左宗棠的養(yǎng)廉銀也從茶葉稅中提取,每引收四錢三分六厘。歷年下來,陜甘茶馬使養(yǎng)廉銀居然積聚了三十八萬兩之巨,他一文不動,全存于府庫。

1876年,左宗棠移營甘肅酒泉,錢糧一手托付給陜西巡撫劉典。左氏訂立規(guī)約:三十八萬兩茶馬使養(yǎng)廉銀不能挪作西征軍費,只能留給下任總督,備做西北急需之用。劉典依言保管下來,全部捐做政府公益基金。今天的蘭州黃河大鐵橋(現(xiàn)名中山橋),就是用左宗棠這筆捐款修建的,用度還不到一半就建成了。大西北其后歷年平安無事,繼任者都沒有理由隨便動用這筆巨款,余款直到民國初年才用完。

左宗棠在陜甘施行的“茶務新政”,后世評價如何?

1942年出版的《邊政公論》期刊,一篇《歷代茶葉邊貿(mào)史》這樣寫實評價:“左氏之制施行以來,以挽回咸同年間西北茶銷停滯全局,亦即奠定六十年來西北邊銷之基地也。”

文/徐志頻

來源:湖南日報,信息貴在分享,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聯(lián)系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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