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云南茶文化的中心

1902年，下關沱茶在此誕生，120年來，它豐富著普洱茶的滋味和意蘊，成為云南普洱茶重要的品類之一，它的生命沿著漫長的道路向前延伸，生機勃勃，讓無數(shù)人愛不釋手，成為茶席上離不開的陪伴。

這周，讓我們順著時光的線索，讀一讀下關沱茶的前世今生，感受它120年積累的神奇力量。

那天端坐在蒼山半山腰，俯視蒼洱山水間秀美而富饒的大理壩子時，思緒如騰云翻滾。遙想當年南詔大理國的文治武功，風花雪月間妙香佛國的渺渺梵音，浩蕩大馬幫的來來往往……視線一時飄忽起來。當隱約間南方絲綢之路與滇藏茶馬古道在洱海的上空呈十字交叉時，“古時的大理是云南的茶文化中心”的想法呼嘯而出。

南詔大理國的政治經濟基礎

說云南茶文化或者普洱茶文化，許多人往往會忽視大理。至多，也就是梳理一下感通茶、下關沱茶、白族三道茶等在云南茶文化中的地位，從來沒有將大理當作古時云南茶文化的中心來看。原因似乎很簡單，大理地處云南茶主產區(qū)的邊緣，也早已不是云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如果我們仔細梳理云南茶文化的歷史發(fā)展脈絡，就會發(fā)現(xiàn)正是在大理，云南古代茶文化完成了第一次整合，初步形成了現(xiàn)如今獨具特色的云南茶文化之雛形。因為大理，是最早具備形成云南茶文化初步整合的政治、經濟、文化基礎的地方。

大理下關攝于約1920年（楊士斌收藏）

關于云南茶的最早記載，出自樊綽于唐咸通三年（862年）撰寫的《蠻書》卷七：“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這條被引用得有些泛濫的史料，所包含的信息量其實是十分豐富的，但許多人都將注意力集中在了產茶上，卻往往忽略了其政治背景和飲茶習俗。

在南詔開疆拓土建立南詔國之前，云南的許多地方基本處于部落時代。各部落間，特別是如今普洱茶主產區(qū)的滇南各部落，雖然已存在不同形態(tài)的飲茶習俗，但各部落之間互不統(tǒng)屬，爭斗頻繁，所以茶的種植和飲茶習俗的推廣都存在非常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面，一直到南詔國建立后才得到極大改善，“茶出銀生城界諸山”就是明證。

按樊綽對銀生城地理位置的描述，可以推斷“銀生城界諸山”，也即南詔國統(tǒng)轄下的“銀生節(jié)度”大致范圍是今普洱、西雙版納一帶，這些地區(qū)離南詔國都所在的大理有不小的距離。在當時的通達條件下，要將茶葉成規(guī)模地運到大理一帶，沒有一個強大而統(tǒng)一的政權進行管理和協(xié)調是難以想象的。

南詔國的建立，則為云南茶文化初步整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參照史料可以發(fā)現(xiàn)，南詔時期至少在洱海周邊，已形成普遍的飲茶習俗?！缎U書》成書時，由蒙舍詔（南詔）統(tǒng)一洱海周邊其他五詔后建立起來的南詔國，其疆域遠超今天的云南省境。其政權的主體，尤其是貴族上層，也早已經從南詔的發(fā)祥地巍山搬到大理壩子。因此，樊綽所謂的“蒙舍蠻”飲茶法，至少已經是大理壩子及其周邊地區(qū)較為普遍的飲茶法。

當時的洱海周邊地區(qū)，是唐南詔國和宋大理國的都城所在地，自然是云南的政治、經濟中心，這里流行的風尚必然會對整個云南的生活習俗產生巨大影響。故而可以推斷，隨著南詔的強盛，在滇池地區(qū)筑拓東城（古昆明城）后，所謂“蒙舍蠻”的飲茶習俗，自然也會傳播到以滇池為中心的滇中地區(qū)，并進一步向周邊輻射開去。

亞洲文化交融的十字路口

當然，云南古代茶文化在大理的初步整合與形成，除了南詔大理國時期政權穩(wěn)定、經濟繁榮外，還與大理所處的特殊自然地理位置，以及這種地理位置帶來的文化交融有著緊密關系。

如果我們對照歷史脈絡和地圖就會發(fā)現(xiàn)，無論是南方絲綢之路還是滇藏茶馬古道，有一個重要的節(jié)點是無法避開的，這就是大理。如此特殊的地理節(jié)點，讓大理早在唐宋年間甚至更為久遠的年代，就成為商旅、馬幫南來北往的重要物資集散地，更是一個來自各個地方的頗具差異性的多元文化匯聚地。當兩條古道在大理相遇，呈十字型交錯后，各種文化在大理交匯融合，碰撞并迸發(fā)出別樣火花，因此大理也有“亞洲文化的十字路口”之稱。

南方絲綢之路是比絲綢之路更早出現(xiàn)的陸上大通道，一頭串聯(lián)起四川乃至更為廣闊的中原大地，一頭串聯(lián)起印度以至范圍更為寬廣的南亞、西亞一帶。華夏文明與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通過大理，在這條細細的紐帶上雙向傳播，現(xiàn)今我們在大理的許多地方，都可以找到這種這些文明在南方絲綢之路上傳播，以至落地生根，與當?shù)匚幕粎R融合留下的烙印。

至遲出現(xiàn)在唐初的滇藏茶馬古道，從出現(xiàn)之日起就是連接起滇南邊地與藏區(qū)的大通道。當產于“銀生城界諸山”的茶葉被運到大理后，商隊馬幫經麗江、中甸、阿墩子（德欽）可抵達西藏，又帶著西藏的馬匹、土特產品、藥材等回到大理。因此，滇藏茶馬古道自古以來，就是連接起云南邊地與藏區(qū)的大通道。

在這種區(qū)位優(yōu)勢下，發(fā)端于四川的中國古代茶文化，可以通過起點為成都的南方絲綢之路傳到大理；產于“銀生城”廣大地域的茶，可以通過滇藏茶馬古道經景東、巍山運到大理；兩條古道沿線各民族的飲茶習俗，自然而然地也可以傳到大理。特別是連貫產區(qū)與銷區(qū)的滇藏茶馬古道，連接起了包括布朗族、拉祜族、彝族、白族、回族、藏族、漢族等眾多少數(shù)民族，沿線可以看到迄今還存在于生活中的布朗族酸茶、彝族烤茶、白族三道茶、納西族鹽巴茶和“龍虎斗”、藏族酥油茶等各種原始而豐富的飲茶習俗，所以這不僅是一條茶葉運輸?shù)拇笸ǖ溃€是原生態(tài)茶文化展示的大走廊，既有內地影響又有獨特民族地域特色的多元飲茶習俗。

所以，當南詔國政權建立起來后，憑借強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基礎，以及地理位置上的特殊優(yōu)勢，云南古代茶文化在大理首次得到了整合與萌發(fā)。

沱茶重塑大理的茶文化地位

大理國滅亡后，從元朝開始，云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逐漸開始向昆明轉移，但正是由于南方絲綢之路和滇藏茶馬古道的存在，再加上大理扼守滇西、滇西北的特殊地理位置，大理依舊是云南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在整個云南，能被稱為“文獻名邦”的地方只有兩個，一個是建水，另一個就是大理。也因此，大理對云南茶文化的形成與發(fā)展，一直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盡管大理不是云南茶的主產區(qū)，但并不意味著大理不產茶，而且種茶的歷史并不短。早在南詔大理國時期，也就是1000多年前，感通寺周圍就已經開始種茶，感通茶后來還成為了云南的歷史名茶之一。而被更多人忽略的，是大理茶。

這里說的大理茶，是一個與大葉茶等同的茶種，1925年由英國梅爾基奧爾根據(jù)采自蒼山的野生茶樹標本定名。大理茶（Camellia taliensis）屬山茶屬茶組，主要分布在云南西部、南部及緬甸北部地區(qū)，在大理、漾濞、昌寧、瑞麗、鳳慶、景東等縣市具有廣泛種植，葉片可用來制作普洱茶及紅茶。事實上，大理茶在云南有著悠久的利用和栽培歷史，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文字記載。在滇西和滇南茶區(qū)，歷史上也曾有過大面積的大理茶園。但近一兩百年來，大理茶逐漸被大葉茶替代。

這些都從很大程度上說明，歷史上的大理不僅是云南的茶文化中心，還是茶種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云南較早栽培和利用茶葉的地方。清代中后期至民國年間，大理下關更是一躍成為西南最大的茶葉交易集散地，以及茶葉的生產加工地。從云南茶葉主產區(qū)普洱、西雙版納、臨滄、保山等地的茶葉，被源源不斷地運往下關進行加工，然后通過南方絲綢之路被運往川渝一帶，或者是通過滇藏茶馬古道被運往藏區(qū)。

雍正到道光年間（1723～1850年），隨著滇川、滇藏貿易加強，下關陸續(xù)開設多家堆店（早期的物流公司）和商號。光緒元年（1875年）喜洲的“永興祥”創(chuàng)建，到1902經增資擴股后改名為“永昌祥”，總號遷至下關并創(chuàng)制沱茶，下關沱茶由此誕生，最終形成了如今普洱茶在形態(tài)上磚、餅、沱三足鼎立的態(tài)勢。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永昌祥商號在下關開設了第一家以茶葉精制加工為主的茶葉精制廠。下關沱茶的創(chuàng)制，不僅進一步奠定了大理成為重要茶葉集散地的地位，而且也重塑了大理在云南茶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一時間在下關這塊狹窄的地方，涌現(xiàn)出來諸如永昌祥、洪興祥、復義和等數(shù)十家商號和茶葉精制廠。1941年3月，下關茶廠的前身康藏茶廠正式在下關成立……

從中可以看出，無可替代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大理自唐宋以來一直是整合云南茶文化的重要基地。云南普洱茶文化的最初形成與后來的整合發(fā)展，無論在器物形態(tài)上還是在精神文化形態(tài)上，大理都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地方。因此，大理在云南茶文化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

本文節(jié)選自《大理，云南茶文化的中心》

作者丨段兆順

原文刊載《普洱》雜志2018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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