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中佳茗揚五洲，福建好茶和天下。著名佳茗中，南有“鐵觀音”，北有“大紅袍”，另外除建溪各縣佳茗外，還有寧德與政和的“大白茶”及福州的“茉莉花茶”等。然而，自古好茶之地，必有茶通之路。
問閩茶之路，誰都知道“萬里茶路”，這是充滿傳奇而多彩的茶路，但是，這不是武夷茶路的唯一。作為福建茶出省主要通道有水陸三條：一是下梅為起點的陸地“常氏茶路”，即到東歐的“萬里茶路”；二是以福州、泉州、廈門為港岸出口的“海上茶路”，即到東南亞、西歐等國的“海上絲綢之路”，三是從閩北浦城“漁梁驛站”過仙霞關的“驛茶之路”，即貫通中原的“吳越商路”。
說起“萬里茶路”，當感謝電視劇《喬家大院》熱播，給精慧聰明的武夷山茶人，“炒紅”了茶市，也“炒紅”茶路，更讓人知道武夷山北上“萬里茶路”的來龍去脈。其實，查看武夷山地方史料時，我們找不到山西茶幫的具體記載，山西的地方史料卻有詳細的到武夷山販茶的文字記載。
據(jù)《山西外貿志》所載：“常氏一門，從乾隆時從事此項貿易開始，歷經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tǒng)七朝，沿襲150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圖十多個較大商號中，常氏一門獨占其四，堪稱為清代本省的外貿世家。”經常到武夷山來采購茶葉并對外從事大規(guī)模茶葉商業(yè)活動的常氏，是常氏家族中以常萬達為代表的“北常”。常萬達經營多種項目，但能成為晉中首富，武夷茶的買賣是其資本積累的重要原因。
據(jù)記載，1762年，清政府取消俄國商隊來華貿易的權利，中俄貿易僅開恰克圖一地。時勢造就了精明又講德義的晉商，于是不辭艱辛的常氏來販武夷茶，跑茶的路線主要是從武夷山下梅起程，過分水關到江西的鉛山。然后在鉛山裝船下水信江，經九江，過長江，轉漢水，直到湖北襄樊；起岸后，上河南去山西大同，走張家口，出關穿過蒙古草原，到恰克圖，再與俄國商人交接，進俄羅斯、彼得堡，直通東歐各國。這條茶葉運輸路線長達1.2萬公里，形成武夷茶的“萬里茶路”。
“海上茶路”，即閩茶的水上出口運輸路線。經營福建茶外銷的主要是閩南人，亦稱“閩南茶幫”，貿易對象早期是南洋島國和港澳市場，后來交易到西歐與美國等，茶種品類主要是烏龍茶，剛開始經營的是閩南本地的“鐵觀音”，因武夷正山小種紅茶的聲名譽西歐，接著是經營武夷山的巖茶。
閩南茶商中的著名代表——惠安施集茶莊，經銷武夷山的茶除正山小種，還有“大紅袍”、“鐵羅漢”、“白雞冠”、“水仙”等品種。閩南茶商到武夷山采買“毛茶”，回鄉(xiāng)后異法焙制，然后出售。
武夷茶從內陸“水上茶路”，到南下出口的“海上茶路”形成。水路主要是從下梅、赤石碼頭裝船，沿梅溪到崇陽溪，入建溪，到延平進閩江，順江到福州碼頭，出海達廣州，換裝大船出口。五口通商后，閩南幫的茶商們從福州、泉州、廈門三個口岸直接出口，外商船只沿以前的海上絲綢之路，到南洋，下西歐，或到美國。這條水上的“海上茶路”，比陸上“萬里茶路”還要長。
據(jù)《武夷山志·卷七》所載：“明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攜帶大量包括武夷茶在內的各種名茶作為禮品贈給各國，打開茶葉之門，外銷從此開始。”早在1607年，即明萬歷3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從澳門收購武夷茶，經爪哇輸歐洲試銷。著名的瑞典哥德號，曾三次來往中國廣州販茶。于是，中國武夷紅茶，風靡歐洲，形成“下午茶”習俗。
還有一條“驛茶之路”，是最早的閩北古茶道，那就是從浦城的漁梁驛站北上，過仙霞關，沿“吳越商路”走，或船入大運河，穿東南，達中原，這也是福建茶葉北上主要通道，閩茶的必由之路。
浦城地處閩浙贛邊境，毗連江山、建甌、武夷山等三省七縣樞紐。仙霞山與武夷山脈在北境交接，縣城北上二十公里的漁梁村，唐代設驛站，延至明清，成為一個興盛的集鎮(zhèn)、古邑的別稱，她就是中原入閩第一驛站——漁梁驛。
清光緒《浦城縣志》載，凡北上江浙的士宦商賈，都須上漁梁嶺翻越仙霞六嶺五關去中原，南下的行客，經過百里奔波跋涉，下得漁梁嶺也須走浦城觀前鄉(xiāng)水路下建州到福州。于是，邊城的驛茶之路——福建進出口的中原第一驛，既是閩中士子求功名的出關之路，也是南北商賈的閩茶北上之路，當年的建州北苑貢茶就是從這里出閩進京。
這條茶路上，蔡襄、辛棄疾、林則徐、朱熹、劉克莊、袁枚都到過此，飲酒品茶，作賦做詩。茶盛的宋代，建溪茶聲名朝野，如浦城楊億茶詩《北苑培》：“靈芽呈雀舌，北苑雨前春。人貢先諸夏，分甘及近臣。越甌猶借緣，蒙頂敢爭新。”北宋·范仲淹《詠建溪茶》：“建溪先暖水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南宋·陸游《建安雪》：“建安官茶天下絕，香味欲全須小雪。”清代文人袁枚過漁梁道上，留下一首著名茶詩：“遠山聳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后溪。每到此間閑立久，采茶人散夕陽西。”
由此，在宣傳“萬里茶路”時，我們切莫忘了“海上茶路”和“驛茶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