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17日，由西藏自治區(qū)昌都地區(qū)、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聯(lián)合主辦的茶馬古道綜合科學考察活動在拉薩勝利結束。筆者有幸參加了這次為期15天的大型考察活動。參加此次考察活動的有來自國內十余所科研機構和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同時國內和香港主要新聞媒體如新華社、中央電視臺、鳳凰衛(wèi)視、香港《大公報》、香港《中國旅游》、《中國國家地理》等也隨隊參與了考察和采訪報道。
此次考察活動中，筆者參加茶馬古道川藏線的考察，由成都出發(fā)，經雅安、康定、道孚、德格、昌都、類烏齊、丁青、那曲至拉薩，行程約2400公里，穿越16個縣市。一路所見、所思、所感良多，不僅對茶馬古道有了更深、更具體的認識與理解，也是一次畢生難忘的經歷。本文擬結合此次考察活動的親身經歷與思考，著重就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及當前開發(fā)茶馬古道對藏、川、滇三地藏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意義及前景談一些個人的認識和理解。
一、“茶馬古道”的定義、主要路線與歷史概貌
“茶馬古道”是一個有著特定含義的歷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來至民國時期漢、藏之間以進行茶馬交換而形成的一條交通要道。具體說來，茶馬古道主要分南、北兩條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帶產茶區(qū)，經麗江、中甸、德欽、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衛(wèi)藏地區(qū)。川藏道則以今四川雅安一帶產茶區(qū)為起點，首先進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兩條支線：北線是從康定向北，經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江達、抵達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線），再由昌都通往衛(wèi)藏地區(qū)；南線則是從康定向南，經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貢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線），再由昌都通向衛(wèi)藏地區(qū)。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馬古道的主要干線，也是長期以來人們對茶馬古道的一種約定成俗的理解與認識。事實上，除以上主干線外，茶馬古道還包括了若干支線，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連通甘南的支線；由川藏道北部支線經原鄧柯縣（今四川德格縣境）通向青海玉樹、西寧乃至旁通洮州（臨潭）的支線；由昌都向北經類烏齊、丁青通往藏北地區(qū)的支線，等等。正因為如此，有的學者認為歷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線）也應包括在茶馬古道范圍內。筆者以為，雖然甘、青藏區(qū)同樣是由茶馬古道向藏區(qū)輸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馬古道與“唐蕃古道”確有交叉，但“唐蕃古道”畢竟是另一個特定概念，其內涵與“茶馬古道”是有所區(qū)別的。而且甘、青藏區(qū)歷史上并不處于茶馬古道的主干線上，它僅是茶葉輸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馬古道”與“唐蕃古道”這兩個概念的同時存在，足以說明兩者在歷史上的功能與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貫通和連結的，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們的功能與作用。當然，有的學者主張茶馬古道應包括“唐蕃古道”，主觀上是想擴大茶馬古道的包融性。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這樣做有一個很大的危險，即任何一個概念若將其外延無限擴大，則其內涵亦會隨之喪失。因此，在對待“茶馬古道”這一特定歷史概念乃至在開發(fā)利用茶馬古道過程中，采取一種科學的、客觀求實的態(tài)度是非常重要的。
從有關史籍記載看，茶馬古道的歷史可追溯到唐朝與吐蕃交往時期，茶葉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由祖國內地傳入吐蕃。藏文史籍《漢藏史集》記載，在贊普赤都松贊（676～704年）在位時吐蕃已出現(xiàn)茶和茶碗，稱“高貴的大德尊者全都飲用”，且對不同種類的茶已有所區(qū)分和了解，并且還提到一本記載如何鑒別漢地茶葉好壞的書，名為《甘露之海》。①唐人李肇所著《國史補》也記載，唐德宗時監(jiān)察御史常魯出使吐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處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本字無法顯示：“氵+巛+口+巴”）湖者。’”②這條記載恰好可與《漢藏史集》的記載相印證。常魯入蕃時間是建中二年（781年），較之赤都松贊執(zhí)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據(jù)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見聞錄》記載，唐時飲茶風氣的形成與佛教禪宗的流行密切相關，因禪僧坐禪，“務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輾轉相仿效，遂成風俗。”③而唐時漢地佛教對吐蕃影響最大者正是禪宗，吐蕃時佛教所發(fā)生的最大僧凈—“漸頓之爭”即是漢地禪宗（頓悟派）與印度顯宗（漸悟派）之間的紛爭。④所以，茶之最初傳入吐蕃很可能與禪宗向吐蕃的傳播有關，也就是說，是禪僧們到吐蕃傳法的同時也將飲茶習俗作為一種“坐禪不寐”的技巧傳到了吐蕃僧眾之中。《漢藏史集》記載：“對于飲茶最為精通的是漢地的和尚”，又記吐蕃“高貴的大德尊者全都飲用”，⑤這段話能說明這一點。但從“高貴的大德尊者全都飲用”的記載看，吐蕃時茶還是一種奢侈品，其飲用者主要為佛教高僧和貴族上層。由于吐蕃與唐朝的交往極為頻繁廣泛，而且這種頻繁的交往持續(xù)達200余年，因此，當時唐地的茶開始傳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層中逐漸形成飲茶的習慣是完全可能的。
不過，漢、藏之間茶馬貿易與茶馬古道的大規(guī)模開通與興起應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潰以后的分裂時期。此時飲茶習俗在藏區(qū)已逐漸從上層普及到民間，茶開始成為整個高原藏區(qū)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飲用品。為此造成了藏區(qū)對茶葉需求量的驟增。這也導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漢、藏之間大規(guī)模茶馬貿易的興起。兩宋時期，為對抗北方遼、金、西夏等游牧政權的侵擾，需要大量戰(zhàn)馬。北宋熙寧七年（1074年）設立茶馬司，并在西北地區(qū)設置了眾多買馬場和賣茶場，每年由官府將川茶大量運往西北地區(qū)與吐蕃等部落交換戰(zhàn)馬，同時也在四川地區(qū)用川茶與吐蕃部落交換羈縻馬。自此，漢、藏茶馬貿易開始興起。有學者估計，北宋時官府用川茶交換藏區(qū)的馬匹每年達2萬匹以上，南宋達1萬匹以上，而兩宋時期四川年產茶3000萬斤中，每年至少1500萬斤以上銷往藏區(qū)。⑥宋代還“禁南茶勿入陜西，以利蜀貨”，⑦從而保證川茶向藏區(qū)的銷售。
元代統(tǒng)治者因不乏戰(zhàn)馬，故不再將川茶運往西北藏區(qū)交換戰(zhàn)馬，而改為就地銷售。但元朝仍重視茶葉向藏區(qū)的銷售，曾一度設立“西番茶提舉司”，由官府統(tǒng)購茶葉，在碉門（今四川天全縣）等地互市。因官府加價過高，難以為繼。元朝官府不得不放棄經營，改由商人自行購銷，按引納稅，聽其銷往藏區(qū)。元代銷往藏區(qū)的茶開始形成一種新品種，即“西番茶”（即今藏區(qū)所稱“馬茶”），因其味苦澀，適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區(qū)民眾喜愛。
明代是漢、藏茶馬貿易的極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國茶為命，故設茶課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馬，而入貢者又優(yōu)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為變”，因此，茶成為明朝廷牽制、籠絡藏區(qū)僧俗首領和對其優(yōu)予貢利的主要物品。茶葉也成為明代藏區(qū)僧俗首領朝貢的重要目的之一，他們不僅因朝貢而獲得大量茶葉，其返回藏區(qū)時更是大量“市買私茶等貨，以此緣（沿）途多用船車，人力運送，連年累月，絡繹道路”，⑧足見當時茶葉輸藏之盛。明朝，茶葉不僅成為漢、藏之間一個重要經濟紐帶，同時也是漢、藏之間一條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紐帶，它對于加強明朝中央與西藏地方乃至漢、藏人民之間的依存關系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為強化茶葉在漢、藏之間的聯(lián)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順二年（1485年）規(guī)定“今后烏斯藏地方該賞食茶，于碉門（今四川天全）茶馬司支給”。⑨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進貢番僧自烏斯藏來者皆由四川，不得逕赴洮、岷，著為例。”⑩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西藏僧俗官員入貢“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為入藏正騷，兼貢道、官道為一體，成為茶葉輸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葉輸藏規(guī)模及漢、藏茶道的開拓又有長足發(fā)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雖停止茶馬貿易，但卻十分重視茶葉輸藏，清廷放棄了對藏區(qū)茶葉供應的限制，使茶葉大量輸入藏區(qū)，帶動了漢藏貿易的全面發(fā)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開始大量輸藏。順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達賴喇嘛請求在云南勝州開展互市，以馬易茶，得清廷許可。［12］云南銷往藏區(qū)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時規(guī)定，云南商販所販茶葉每百斤為一引，由戶部頒發(fā)茶引3千，各茶商向麗江府申領引票，經中甸、阿墩子（今德欽）進藏售茶。［13］因當時普洱茶受到藏區(qū)歡迎，今中甸、德欽的藏族商隊每年有馱馬300～500匹到西雙版納運茶，銷往西藏昌都、拉薩等地，稱“邊銷茶”、“蠻裝茶”，每年約3000擔。［14］茶葉還是清廷饋贈藏族上層的重要物資，如清廷每年賜達賴茶5000斤，班禪2500斤。由于清代茶葉輸藏規(guī)模擴大，促進了茶馬古道沿線市鎮(zhèn)迅速興起和繁榮。雍正時置打箭爐（今康定）廳，“設兵戍守其地，番漢咸集，交相貿易，稱為鬧市焉。”［15］使邊茶市場由雅安碉門深入到藏區(qū)，從此打箭爐成為南路邊茶總匯。乾隆時，松潘也發(fā)展成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邊茶集散地，“人漸稠密，商賈輻揍，為西陲一大都會”。［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爐霍等集鎮(zhèn)也都因茶葉集市和轉運而迅速興起和繁榮。特別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為川藏茶路與滇藏茶路的交匯處，又是川藏南、北兩路入拉薩匯經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為“口外一大都會也”。［17］從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別形成了由雅州、碉門越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爐的“小路茶道”和由滎經、黎州（漢源）越大相嶺、飛越嶺至打箭爐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爐經理塘、巴塘、芒康、貢覺、察雅、昌都至拉薩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爐經乾寧、道孚、爐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薩的北路茶道。但無論是南路，還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薩的單邊行程（借助畜力情況下）一般均需3～5個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jié)h、藏經由茶馬古道而進行的茶馬貿易受到沖擊和影響。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設立邊茶公司，改良茶種，整頓茶政，在打箭爐設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設立售茶分號，保證內地茶葉迅速銷往各藏區(qū)。內地茶葉成為漢藏民族共同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傾銷印茶的斗爭武器。
民國時期，由于軍閥戰(zhàn)亂和川藏糾紛，雖以國家和政府角色茶葉輸藏逐漸淡出，但是漢、藏民間商人之間的茶葉貿易卻始終活躍，內地茶葉仍暢行于藏區(qū)，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仍成為溝通內地與藏區(qū)的重要經濟聯(lián)系，并一直延續(xù)至民國末。
二、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與特點
今天，隨著現(xiàn)代交通的興起，這條自唐宋以來延續(xù)達一千多年并在漢、藏之間發(fā)揮過重要聯(lián)系作用的茶馬古道雖已喪失了昔日的地位與功能，但它作為中華民族形成過程的一個歷史見證，作為今天中華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卻依然熠熠生輝，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益凸顯其意義和價值。我想，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區(qū)聯(lián)合舉行此次大型的茶馬古道學術考察活動的一個原因。那么，應當如何看待和認識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內涵及其與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點？同時，我們又應當如何在茶馬古道與當前藏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之間尋找一個結合點，使其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煥發(fā)生機？這是今天我們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筆者認為，對茶馬古道的特點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目前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茶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條異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從茶馬古道的路線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昌都是茶馬古道上的一個重要樞紐，它不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兩條道路的必經之地，而且也是這兩條道路的一個交匯點。事實上，茶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時代漢、藏茶馬貿易興起以后才被開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這條起自衛(wèi)藏，經林芝、昌都并以昌都為樞紐而分別通往今川、滇地區(qū)的道路就已經存在和繁榮，并成為連接和溝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僅是衛(wèi)藏與今川滇地區(qū)之間古代先民們遷移流動的一條重要通道，同時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間古代文明傳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從考古文化遺跡看，遠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現(xiàn)了像卡若遺址這樣大型且時間延續(xù)極長的古人類聚落遺址。［19］這說明至少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昌都一帶以卡若文化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當繁榮。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時代就產生如此發(fā)達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間古代文明交流與傳播的一個重要孔道上。從卡若文化中，我們既可見到川西、滇西北地區(qū)原始文化的因素與特點，也可見到黃河上游地區(qū)馬家窯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響，同時亦能發(fā)現(xiàn)其自身的特點，［20］說明卡若文化具有濃厚的復合文化特點，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發(fā)展的原始文化，而是與周鄰地區(qū)諸原始文化之間存在廣泛的聯(lián)系和交流?？ㄈ粑幕倪@一特點，正好說明當時的昌都一帶不僅是衛(wèi)藏與今川、滇西部地區(qū)原始文化發(fā)生交流聯(lián)系的一個通道，同時也是各種原始文化因素傳播和匯萃的一個重要樞紐地區(qū)。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壩自治州境內和滇西北橫斷山區(qū)一帶，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稱“石棺葬”。這種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區(qū)、雅礱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區(qū)均有較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區(qū)的石棺葬雖存在某些地方性差異，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總體上趨于一致，其時代則是從商周一直延續(xù)到東漢。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區(qū)的芒康、貢覺、昌都有發(fā)現(xiàn)，［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錯那、乃東乃至喀則地區(qū)的仁布、薩迦等地也均有發(fā)現(xiàn)。［22］學者們從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顯發(fā)現(xiàn)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區(qū)石棺葬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lián)性，特別是昌都和林芝一帶的石棺葬，基本上與川滇西部地區(qū)的石棺葬屬同一個文化系統(tǒng)。［23］從分布上看，則更能說明問題。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發(fā)現(xiàn)數(shù)量最多的地區(qū)，而目前西藏所發(fā)現(xiàn)的石棺葬絕大多數(shù)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進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線范圍。我們知道，從川滇西部高原越過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經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則，這是古往今來由川滇西部進入衛(wèi)藏的一個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線。一般說來，古人選擇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這條路線的絕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線）就正好是沿著這一通道行進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證明，以昌都為樞紐的茶馬古道路線很早以來就是一條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進行溝通往來的重要通道。這條通道被開通的歷史，從考古發(fā)現(xiàn)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約4～5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馬古道是人類歷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難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積最大的高原，被稱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極”。所以，說茶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沒有問題的。正因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guī)缀鯔M穿了整個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難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當是首屈一指。說茶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難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現(xiàn)在：其一，茶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東緣橫斷山脈地區(qū)是世界上地形最復雜和最獨特的高山峽谷地區(qū)，故其崎嶇險峻和通行之艱難亦為世所罕見。茶馬古道沿途皆高峰聳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嶺、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強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綱》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亞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圍懸絕。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東北之黃河流域傾斜較緩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狀。尤以與四川盆地及云貴高原相結之部，峻坂之外，復以邃流絕峽竄亂其間，隨處皆成斷崖促壁，鳥道湍流。各項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難展施。”［24］據(jù)有人統(tǒng)計，經川藏茶道至拉薩，“全長約四千七百華里，所過騷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繩橋十五，渡鐵橋十，越山七十八處，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個月的時間不能到達。”［25］清人對茶馬古道之險峻崎嶇有生動的描述，焦應的《藏程紀略》記：“堅冰滑雪，萬仞崇崗，如銀光一片。俯首下視，神昏心悸，毛骨驚然，令人欲死……是誠有生未歷之境，未嘗之苦也。”［26］張其勤的《爐藏道里最新考》記，由打箭爐去拉薩，凡閱五月，“行路之艱苦，實為生平所未經。”［27］杜昌丁等的《藏行紀程》記滇藏茶路說，“十二闌干為中甸要道，路止尺許，連折十二層而上，兩騎相遇，則于山腰脊先避，俟過方行。高插天，俯視山，深溝萬丈……絕險為生平未歷。”［28］茶道通行之艱難，可見一斑。其二，茶馬古道沿線高寒地凍，氧氣稀薄，氣候變幻莫測。清人所記沿途“有瘴氣”、“令人欲死”之現(xiàn)象，實乃嚴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應，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誤為“瘴氣”。茶馬古道沿途氣候更是所謂“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時經歷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風等，氣溫變化幅度極大。一年中氣候變化則更為劇烈，民諺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臘，學狗爬。”其行路之艱難可想而知。千百年來，茶葉正是在這樣人背畜馱歷盡千辛萬苦而運往藏區(qū)各地。藏區(qū)民眾中有一種說法，稱茶葉翻過的山越多就越珍貴，此說生動地反映藏區(qū)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貨志》載：“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長艱險的高原之路，使茶馬古道堪稱世界上通行難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馬古道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和紐帶。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因此，中國的歷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漸聚合在一起的歷史。茶馬古道所見證的，正是漢、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樣逐漸聚合的歷史過程。我們知道，漢族文明的特點是農業(yè)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點則是高原地域和藏傳佛教，兩者都有深厚的底蘊，但也有一些差異。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兩者在歷史發(fā)展進程中緊密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個在中國歷史舞臺上發(fā)揮過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為中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雖然由多種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這條連接漢、藏之間的茶馬古道在其中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漢、藏之間在經濟上的互補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為今天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茶馬古道的意義顯然并不僅止于歷史上的茶、馬交換，事實上它既是歷史上漢、藏兩大文明發(fā)生交流融合的一個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漢、藏兩個民族進行溝通聯(lián)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親近和靠攏的主要紐帶。恰如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中所言：“漢地的貨物運到博（藏區(qū)），是我們這里不產這些東西嗎？不是的，不過是要把藏漢兩地人民的心連在一起罷了。”［29］這是藏族民眾對茶馬古道和茶馬貿易之本質的最透徹、最直白的理解。所以，無論從歷史與現(xiàn)實看，茶馬古道都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與紐帶。
第四，茶馬古道是迄今我國西部文化原生形態(tài)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條民族文化走廊。
茶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東地區(qū)是我國典型的橫斷山脈地區(qū)，也是南亞板塊與東亞板塊擠壓所形成的極典型的地球皺褶地區(qū)。岷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六條大江分別自北向南、自西向東地從這里穿過，形成了世界上最獨特的高山峽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對外交往的不便，使該地區(qū)的民族文化呈現(xiàn)了兩個突出特點：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點異常突出。沿著茶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個現(xiàn)象，即隨著汽車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樣式、衣著服飾、民情風俗、所說語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標志始終像走馬燈一樣變化著，讓你應接不暇。對這種現(xiàn)象，當?shù)刂V語有一個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這種多元文化特點，使茶馬古道成為一條極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積淀和保留著豐富的原生形態(tài)的民族文化。茶馬古道所途經的河谷地區(qū)大多是古代民族遷移流動的通道，許多古代先民在這里留下了他們的蹤跡，許多原生形態(tài)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積淀和保留在當?shù)氐奈幕?、語言、宗教和習俗中，同時也有許多歷史之謎和解開這些歷史之謎的線索蘊藏其中。千百年來，不僅是漢、藏之間，藏族與西南其他少數(shù)民族乃至藏族內部各族群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傳播均在這里默默地、不間斷地進行著，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沖突與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間積極的互動、融合與同化。事實上，正是這條東西橫跨數(shù)千里，穿越青藏高原眾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語言和不同文化地區(qū)的茶馬古道，猶如一條彩帶將他們有機地串連起來，使他們既保持自己的特點，又彼此溝通和聯(lián)系并協(xié)同發(fā)展。所以，茶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薈萃的走廊，又是各種民族文化進行交流、互動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點的一個極具魅力的地區(qū)。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言，該地區(qū)“沉積著許多現(xiàn)在還活著的歷史遺留，應當是歷史與語言科學的一個寶貝園地”。［30］
三、開發(fā)茶馬古道的意義
由以上四點所體現(xiàn)的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及特點，我們不難看到，茶馬古道是一個極具文化底蘊和開發(fā)價值的珍貴文化遺產。它的歷史地位與文化價值不但不遜于世界上任何一條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與北方的絲綢之路相媲美。顯然，茶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不但為其開發(fā)提供了基礎，同時也提供了廣闊前景。
筆者認為，當前對茶馬古道的開發(fā)至少有以下三個意義：
一、茶馬古道可成為發(fā)展藏區(qū)旅游的一個黃金品牌和黃金路線。
當前藏區(qū)人民要求發(fā)展的愿望非常迫切。這種迫切的發(fā)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鎮(zhèn)三個藏區(qū)聯(lián)合舉行茶馬古道學術考察活動的主要動因。且從藏區(qū)的實際來看，旅游業(yè)可能是藏區(qū)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會協(xié)調發(fā)展的產業(yè)。發(fā)展旅游對于藏區(qū)社會至少有兩個最直接的好處：一可促進開放，開放可促成觀念的轉變與更新；二可促進基礎設施（如交通、通訊、電力等）建設和對人文及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這兩點乃是任何一個社會發(fā)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區(qū)發(fā)展旅游面臨一個很大問題，即藏區(qū)的范圍太大，地域遼闊，藏區(qū)各地的人文與自然景觀又存在較大差異，如果各地都僅僅強調自己的特點和優(yōu)勢，就勢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難以發(fā)揮藏區(qū)在旅游上的整體優(yōu)勢，也很難使藏區(qū)的旅游資源對外形成強大影響和輻射。因此，我認為，從“茶馬古道”這一有豐富內涵的歷史文化遺產的思路上切入，讓“茶馬古道”成為藏、川、滇藏區(qū)實現(xiàn)旅游發(fā)展的一個整體戰(zhàn)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對于有效發(fā)揮藏區(qū)各地的優(yōu)勢和特點，構建藏區(qū)旅游資源的整體優(yōu)勢并對外形成強大的影響和輻射力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打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說，藏區(qū)各地各具特點的人文與自然等旅游資源是一顆顆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馬古道”就是一根線，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連起來，將一顆顆單一、分散的珍珠變成一串美麗的項鏈，從而構建起藏區(qū)旅游資源的整體優(yōu)勢與品牌并對外形成強大的影響力。茶馬古道獨具特點的旅游資源已顯示出其旅游開發(fā)前景無限廣闊。事實上，今天已經成為旅游熱點并仍在急劇升溫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兩地，都只是茶馬古道分別在云南藏區(qū)和四川藏區(qū)的兩個起點而已，它們率先成為旅游熱地絕非因為其旅游景觀在茶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內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馬古道的旅游開發(fā)前景來說，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與四川康定不過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馬古道開發(fā)對弘揚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區(qū)知名度將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茶馬古道不僅是一個旅游品牌，更是一個文化品牌。茶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僅記錄了千百年來藏族人民不畏艱難險阻，孜孜不息地與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相抗爭的民族精神，也記錄著藏族人民的開放意識，記錄著漢、藏人民源遠流長的情誼與歷史關系。所以，茶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足跡，也是中華民族寶庫中一份珍貴而厚重的歷史文化遺產。從這個意義上說，開發(fā)和宣傳茶馬古道這個品牌，既是宣傳藏民族的歷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與中國多民族大家庭的緊密關系與逐漸聚合的歷史過程。此外，茶馬古道沿線本身即是一條展現(xiàn)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樣性及與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動的一個極為典型的地區(qū)。所以，茶馬古道的開發(fā)對于展示藏族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點，宣傳和弘揚藏族文化必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長期以來，拉薩以享譽世界的布達拉宮、大昭寺等景觀而馳名中外；日喀則以歷代班禪主寺扎什倫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則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擁有塔爾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點而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西藏昌都和川滇藏區(qū)則因地處橫斷山脈的高山峽谷地區(qū)，交通相對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區(qū)中一直偏低，其經濟發(fā)展程度在藏區(qū)中也相對滯后。不少對藏族情況較陌生的一般民眾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西藏，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區(qū)。與川、滇藏區(qū)相接的昌都地區(qū)則因地處西藏之最東部、又遠離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較低，其經濟發(fā)展條件也相對不利。在當今時代，任何一個地區(qū)發(fā)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開放之程度。而開放的程度又顯然與該地區(qū)的知名度即是否對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關。由于茶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區(qū)正是處于橫斷山脈地帶景色壯麗的昌都和川滇藏區(qū)，所以，茶馬古道的開發(fā)對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區(qū)的知名度，加快這一相對滯后地區(qū)的社會經濟發(fā)展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茶馬古道的宣傳及開發(fā)利用有利于增進漢、藏民族團結和維護藏區(qū)穩(wěn)定。
茶馬古道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和紐帶。千百年來，茶馬古道猶如一條強有力的經濟文化紐帶，將藏民族同祖國大家庭緊緊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傳和開發(fā)利用茶馬古道，在今天對于密切漢、藏關系，增進漢、藏民族之間的和諧與團結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雖然，隨著航空、火車、公路等現(xiàn)代交通手段的開辟，茶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從前，昔日人背畜馱、“連年累月，絡繹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復了。但是，今天歷史又重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遇：這就是我們可以通過開發(fā)茶馬古道來發(fā)展旅游，通過旅游來溝通藏區(qū)與內地、藏區(qū)與世界來促進藏區(qū)的開放與發(fā)展，也促進漢、藏民族之間的進一步聯(lián)系與溝通，從而讓茶馬古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煥發(fā)其加強漢、藏聯(lián)系與漢、藏團結的紐帶作用。因此，開發(fā)茶馬古道其意義遠不止于旅游一項，它對藏區(qū)社會發(fā)展各個方面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將會更為廣泛和持久。
鑒于茶馬古道開發(fā)在當前對促進藏區(qū)發(fā)展具有的重要意義，筆者以為，“茶馬古道”應該是一個大思路、大手筆，需要有一個高起點的定位。也就是說，要把茶馬古道開發(fā)提高到加快藏區(qū)發(fā)展的總體戰(zhàn)略高度來考慮和認識，而不能單單將它定位在旅游開發(fā)的層面（雖然不能否認旅游層面的操作將是茶馬古道開發(fā)的一項重要內容）。事實上，茶馬古道作為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獨特的文化品牌，作為中華民族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作為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一個歷史見證，它的涵蓋及其對藏區(qū)發(fā)展所具有的現(xiàn)實和潛在意義與作用要遠遠超過了旅游開發(fā)層面。因此，從更高的目標著眼，如果我們能通過對茶馬古道的開發(fā)與利用，讓茶馬古道成為一條與“絲綢之路”齊名的享譽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對于藏區(qū)的發(fā)展和弘揚藏族優(yōu)秀文化將會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動作用。
同時我們有理由相信，對茶馬古道的進一步開發(fā)與利用，不僅將使之成為我國西部一條絢麗多姿且極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會給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發(fā)展的茶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帶來新的生機與活力。
注釋：
?、龠_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陳慶英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頁。
②李肇：《國史補》下卷。
?、鄯庋荩骸斗馐弦娐勪洝肪矶?。
④參見［法］戴密微：《吐蕃僧諍記》，耿升譯，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菀娮ⅱ?，第143～145頁。
?、拶Z大泉：《川茶輸藏的歷史作用》，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四川藏學論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頁。
?、摺端问?middot;黃廉傳》。
⑧⑨《明英宗實錄》卷177、291。
⑩《續(xù)文獻通考》卷29。
［11］《明憲宗實錄》卷78。
［12］《清圣祖實錄》卷四。
?。?3］參見成崇德、張世明：《清代西藏開發(fā)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頁。
?。?4］參見楊毓才：《云南各民族經濟發(fā)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頁。
?。?5］王世睿：《進藏紀程》；見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頁。
［16］民國《松潘縣志》。
?。?7］林雋：《西藏歸程記》；見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頁。
?。?8］賈大泉：《川茶輸藏的歷史作用》，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四川藏學論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頁。
?。?9］［20］西藏自治區(qū)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系所編《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頁。
?。?1］西藏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西藏貢覺縣香貝石棺墓葬清理簡報》，載《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6期；西藏文管會普查隊：《西藏貢覺縣發(fā)現(xiàn)的石板墓》，載《文博》1992年第6期；西藏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西藏小恩達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簡報》，載《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1期。
?。?2］扎丹：《林芝都普古遺址首次發(fā)掘石棺葬》，載《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西藏自治區(qū)文物管理委員會編《錯那、隆子、加查、曲松縣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西藏自治區(qū)文物管理委員會編《乃東縣文物志》，鉛印本；西藏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西藏仁布縣讓君村古墓群試掘簡報》，載《南方民族考古》第4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薩迦、謝通門縣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羅開玉：《川滇西部及藏東石棺墓研究》，載《考古學報》1992年第4期。
?。?4］任乃強：《康藏史地大綱》，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
?。?5］《康藏交通與抗戰(zhàn)建國》，載《邊政公論》卷五。
?。?6］［27］［28］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頁。
?。?9］此處轉引自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西藏昌都茶馬古道旅游開發(fā)可行性研究報告》，2001年鉛印本，第133頁。
?。?0］費孝通：《關于我國的民族識別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
?。圩髡吆喗椋菔T，教授，現(xiàn)任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副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