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今天 歸功于發(fā)現的力量，恍然之間，偏處西南一隅，長期默默無聞，似乎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普洱茶突然成為中國的十大名茶之一。普洱茶就像—位爆得大名的新貴，其名頭和聲勢甚至一度壓過了某些早已久享盛名的中國茶中“老貴”。更有甚者的是，在這些被人文鼎盛之鄉(xiāng)的歷代無數文人學士們的詩歌文章和皇帝御筆親點所烘托起來的“老貴”們面前，普洱茶這位來自邊地的野小子，渾身的土氣未脫，竟然也敢在他們面前，開口閉口談文化。玩起了氣質和高貴。這著實讓某些茶中“老貴”們大跌眼鏡，嬉笑不已，說普洱茶的所謂文化，不過像一件皇帝的新裝。是被一群騙子和跳梁小丑們在一架子虛烏有的織布機上編織而成的，其實質內涵，連影都沒有。
關于普洱茶是否有文化?是否被文化?答案早已不言自明。大量的歷史文獻、傳統工藝、古茶樹、茶馬古道、普洱茶民族品飲風俗這些物質和精神遺產的鮮活存在，早已扎實地證明，普洱茶不僅非常有文化，而且還有著與中國名茶老貴們不一樣的鮮明異質性文化。許多人熱衷議論普洱茶是否被文化，但很少有人意識得到普洱茶文化突然興起的歷史玄機和現實意義。
任何一種有影響的文化現象的興起，都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和確實的現實訴求，絕不可能是無根之水，無本之木搭建而成的空中樓閣，普洱茶文化的興起當然也不例外。普洱茶文化的興起，是一場傳統文化的尋根和叫魂運動，這是普洱茶文化興起的深厚歷史根源和現實訴求。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傳統文化經歷了最嚴重的百年危機。在這百年中，中國傳統文化遭受了來自外部和內部的雙重磨難，其根基和枝葉遭到了粗暴破壞。在這種大環(huán)境中，普洱茶文化也未能幸免于難。從19世紀末開始到20世紀40年代，因為瘟疫、火災、政治腐敗、社會動亂等各種原因，興盛于明，極盛于清的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逐漸開始湮沒無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普洱茶產業(yè)雖略有恢復與發(fā)展，但普洱茶無論作為一個茶類還是一種文化都沒有受到人們的關注。直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斷代百年的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才逐漸被發(fā)現，開始日益頻繁地進入人們的視線。
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的被發(fā)現、復興和崛起，是一個“理所當然”的過程。追根溯源，普洱茶文化的興起，實際上是從民間開始的。80年代末，茶馬古道的發(fā)現，使人們發(fā)現了一段消逝在西南邊地的輝煌文化史。但那個時候，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最多只是附著在茶馬古道這條華麗的牛皮扣繩上的一只銅鈴鐺，不過偶爾發(fā)出時斷時續(xù)的響聲。之后，90年代末到新世紀初，一系列普洱茶專著的出現并熱賣，普洱茶和茶馬古道才響亮聯姻，開始發(fā)出黃鐘大呂般的震撼之聲。之后，思茅市更名為普洱市，普洱市政府確定了普洱茶產業(yè)作為普洱市支柱產業(yè)的地位，隨之進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普洱茶文化復興運動，普洱茶才開始鑼鼓暄天地躋身中國當今十大名茶之列，而普洱茶文化也開始成為中國當代茶文化中的“顯學”。
茶馬古道和普洱茶文化的興起，并不是偶然的事件，應該把它們放到當時的中國大歷史背景中去考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當時的中國知識界開始集中追問和思考中國的傳統文化。這種追問和思考是雙向的，既包括對中國傳統文化中某些消極因素的反思和批判，也包括對其中遭到粗暴破壞的某些優(yōu)良傳統的追尋和重建。而后者，無疑是主要的方向。當時的許多有識之土已經敏銳地意識到，改革開放將把中國推向世界經濟文化一體化的大潮，而如何在這個大潮中保持自己的文化個性和民族傳統(包括在中國版圖內的地域民族文化個性)將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因此，當時的傳統文化尋根運動，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叫魂運動。其出發(fā)點就是要叫回中國人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的歷經劫難的多次民族危機和國內各種政治運動中迷失甚至丟失的民族文化之魂，找回自己根基于日常生活而不是各種社會政治潮流的民族文化之魂。只有找回了這種靈魂。中國人才能獲得一種發(fā)自生活，發(fā)自日常，發(fā)自內心的一種從容、自信、自尊、自重的氣質和精神。茶馬古道和普洱茶文化的興起，固然是一種地方文化的尋根運動，但也自然包括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尋根運動中。(實際上，各種地方文化尋根運動都自然包括在中國傳統文化尋根運動中)今天回首，我們會發(fā)現，普洱茶文化的尋根運動，不僅在全國范圍內是一場成功的傳統文化尋根、整合、復興運動，也客觀上豐富了當代的中國傳統文化，成為當代中國傳統文化現實生態(tài)系統中充滿生機活力，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梳理普洱茶文化在當代興起的歷史根源和現實訴求，我們會發(fā)現，普洱茶文化是被發(fā)現的，而不是被文化的。而被發(fā)現的普洱茶文化，讓我們驚喜地看到了它那來自根基的鮮活力量。那就是對“生態(tài)文化”的有力詮釋。
相比于其他茶文化，普洱茶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有根。
普洱茶文化的根，不僅來自茶馬古道和大量文獻記載、流傳至今的傳統工藝和民族品飲習俗，這些精神文化傳承之根，更重要的是——她的文化植根于樸素而依舊鮮活的大地。
普洱茶生長于瀾滄江中下游的云南高原上。這片區(qū)域，是當今人類社會開發(fā)較少，生態(tài)環(huán)境較為完好，也是保存較少的次原生態(tài)地理區(qū)域之一。這片區(qū)域至今還保留著許多原生態(tài)古茶樹，各種證據證明，這里就是世界茶樹之源。普洱茶生長在這個區(qū)域，具有獨特的地理和人文價值，是其他茶類所沒有的。別的不說，單憑這一點，普洱茶就有她最大的文化特點——生態(tài)文化。而根基于大地的生態(tài)文化特點，是一切文化的根基。離開這個根基，一切文化都是扯淡。
而生態(tài)文化，和人類的其它文化相比，無疑是一種新興的文化概念。
若有心去翻閱上世紀60年代以前的報紙或書刊，我們將會發(fā)現，幾乎找不到“環(huán)境保護”這個詞，更不用說什么“生態(tài)文化”了。這就是說，“環(huán)境保護”、“生態(tài)文化”在那時并不是一個存在于社會文化意識中的概念。當時，人類面對自然的態(tài)度依舊是——“向大自然宣戰(zhàn)”、“征服大自然”、“人定勝天”等念頭，大自然僅僅是人們征服與控制的對象，而非保護并與之和諧相處的對象。人類的這種意識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沒有人懷疑它的正確性，因為人類文明的許多進展是基于此意識而獲得的，人類當前的許多經濟與社會發(fā)展計劃也是基于此意識而制定的。這一趨勢，直到一位美國小女人——蕾切爾·卡遜(RachelCarson)第一次對這一人類意識的絕對正確性提出了質疑之后才開始發(fā)生改變。1962年，《寂靜的春天》震撼問世，作為一位學者與作家，卡遜所遭受的詆毀和攻擊是空前的，但她所堅持的思想終于為人類環(huán)境意識，也為現代“生態(tài)文化”的興起點燃了最初的火種。而和人類其他各種各樣的文化潮流、文化概念相比，“生態(tài)文化”無疑都是最年輕的文化潮流和概念，但它卻以不可阻擋的勢頭迅速崛起，成為20世紀、21世紀最有力量的主流文化。
正所謂“自古興亡豈無憑”?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的迅猛崛起。也不是偶然的，除去許多因素之外，最重要的無疑是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的復興，是對當今流行全世界的主流文化——“生態(tài)文化”的極好契合與完美詮釋。甚至可以這樣說，是“生態(tài)文化”發(fā)現了普洱茶文化。找到了自己在中國茶中完美的形象代盲人；同時，“生態(tài)文化”的強勁勢頭。也幫助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迅速崛起。照亮了人們的眼眸。而這，是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復興和崛起的最大秘密。同時也是某些茶類文化故意忽略和不敢正視的秘密。
如果我們承認：歷史和現實有時是需要被發(fā)現的，我們就會發(fā)現：正是因為被發(fā)現，正是因為和“生態(tài)文化”的完美聯姻，普洱茶文化的興起，刷新和豐富了中國茶文化的內涵和外延，同時也更新了人們對文化和歷史的認識。也就說，如果換一種思維和眼光，我們會發(fā)現歷史和現實的存在，有太多我們的慣性思維中未曾預料得到的精彩。
說到這里，說一點有關云南文化史的題外話。知道一點中國藝術史的人，應知道清初“四大藝術名僧”，他們是指原濟(石濤)、朱耷(八大山人)、髡殘(石溪)、漸江(弘仁)，但僅只知道此四人而已，那你僅只是知道而已。清初藝術名僧，除了這四位，還有兩位：擔當和蒼雪。擔當，云南晉寧人，出家前叫唐泰，字大來。云南人都知道他的詩、書、畫“三絕”，為明末清初一代名僧。而深諳詩、書、畫藝術的行家，看到他的作品，無不驚嘆不已，為他的名聲居于“四僧”和中國藝術史之外憤憤不已，因為他的成就和“四僧”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蒼雪，何許人也?云南呈責人，比擔當長6歲，明末清初的一代名僧，晚年住錫蘇州中峰寺，一代禪學大師，連清初名震天下的大學者、大詩人錢謙益、吳梅村等人都對他執(zhí)弟子之禮，崇敬不已。蒼雪大師博學多聞，善畫，尤工于詩，有《南來唐集》四卷，王漁洋推舉其為明代三百年第一詩僧。但蒼雪大師和擔當大師一樣，也未名列清初藝術“四大名僧”之列。為何?因為他們是云南人，不是中原內地人。而以往藝術史的撰寫，則無疑受到了有意無意的中心意識的羈絆和局限。只有在新的時期和新的視野和思維之下，他們在藝術史上的真實地位，才有可能被發(fā)現。
類似的例子也適用于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不過，和藝術史的撰寫相比，普洱茶無疑是幸運的，她已經被發(fā)現，并且正在借助“生態(tài)文化”、“非物質文化”、“歷史文化”在全球勢不可擋的文化大勢，大筆書寫著自己在當代和未來輝煌的文化史。文/雷杰龍！本文由中國普洱茶網首發(fā)，轉載請注明來自www.puercn.com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