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年后，重新登上普洱茶文化論壇，何健先生一襲麻衣、一頭華發(fā)、一副謙恭。他說，“這里有好山、好水、好人，茶也好便宜”，引得臺下一陣笑聲。
初識何健，是在微信公號“一條”里的“葉放問茶”，先生小壺泡茶的姿態(tài)儼然入化境。他1985年拿到臺灣“中華茶藝獎”首獎，隨即在臺北永康街一角創(chuàng)立“冶堂”工作室，人生便泡進了壺與茶里。
5月，滇南綠城普洱疊翠積玉，街頭鳳凰花吐露芬芳。在“兩岸四地茶文化論壇”上，魯云邂逅何健先生。遞過名片，先生隨和地跟我到一旁會客室茶敘，里面人聲嘈雜煙霧彌漫，我們索性移步到一旁的樓梯間，坐在臺階上交流。不時給來回走動的人騰地方，何先生總是禮貌致歉。不過，我還沒來得及讀完他的論文，說了一陣子空泛話，他表示可讀完再談。
1979年，何先生用三分之一的月薪八百臺幣買了一片“紅印”，喝后“感覺像被騙了”。但普洱茶畢竟是歷史名茶，他就到香港探訪——擺滿絲綢、瓷器和中藥的“國貨公司”貨架上，有船貨公司的普洱茶。因為老茶保存不善或入倉的緣故，大多都有一股子霉味，但也有溫醇內(nèi)斂的上品。1987年兩岸開放交流，他第二年就到大陸訪茶。1993年，云南思茅地區(qū)舉辦第一屆茶文化節(jié)，他來了；第二年昆明的茶文化研討會，他又來了。他和一干臺灣人，深入易武等云南茶山問茶，那時的條件之艱苦可想而知——普洱茶復(fù)興肇始，有他們的大功勛。
不過1995年后，何健再沒有踏進云南茶山一步。一則是他預(yù)感到普洱茶即將炒熱，自動抽身而退；二則他退居“冶堂”，要去茶文化里“扎根”。
何先生是這樣的人。當年他辭去銀行業(yè)的工作，轉(zhuǎn)而投身茶界已讓人不解。之后為了研究宜興紫砂壺，他竟然賣房換了幾把清代的壺，之后談起來笑稱是“愉快的敗家經(jīng)歷”，至今不置房產(chǎn)。他過手的壺，如今許多價值千萬，而他的“冶堂”里，并無名貴物什。“冶堂”以茶會友，來去自在，成為許多過路文化人隨心的所在。先生二十年得一“冶”字，沉潛之后，就像一把適手的老器，和光同塵，得大自在。
魯云問他：“茶是陰柔之物，浸淫太久，會否讓人木訥消沉？”先生作答：“茶讓人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茶讓人看清物我關(guān)系，動也能更好地動。”
魯云問他：“云南青花瓷器胎體不夠晶瑩剔透，做工又拙，美感何在？”他答：“云南青花是日用之美，你可以舒服地平視，沒有仰視驚嘆的距離感。”
和先生交流，其圓融通透讓人折服。他告訴魯云，少些“大哉問”，多從具體而微入手；批評也得講究站位的角度，不能逆勢而為。在從景邁山去景洪的路上，魯云與先生并坐而談，不知不覺中竟錯過了在南糯山下車。
二十多年“冷處理”普洱茶，先生將之稱為“有條件獲利者的責任”。而此次論壇上，他直陳兩個擔心：一是目前茶道領(lǐng)域“東洋風”漸盛，許多人打著“茶文化回歸”的幌子，高價開班授課，行銷奢侈器物；二是作為中華茶葉主流的綠茶文化式微，世味過于追求濃烈的香氣、滋味，而輕視更顯天地山川清幽淡遠之氣的綠茶。
何健先生并不認為日本的美學理念與我合流。他解釋，相較之下日本的美學是震撼的、屏息的、嘆為觀止而具有強制性的；而中國的美學是悠游自在的、是繞梁三日回味無窮的。茶界對中國美學認知上的不足，帶來消費和文化上的偏差。而“世味即是人心”，“重口味”折射的社會功利心態(tài)，恰恰需要綠茶的導引、潤澤。
五月，正是何先生在臺灣制茶最忙碌的日子。他不辭鞍馬勞頓再來云南，不是為了拋頭露面湊個熱鬧。正如他在論文中闡明的：因緣際會造就了大中華與他國結(jié)合的試驗樣本，如臺灣、香港和澳門，正如龍生九子，如今當以反哺之心將其養(yǎng)分回饋于母體。作為茶人盡一己之力，“哪怕有一個人聽進我的話，就沒白來”--“傳燈”之心，一至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