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普洱茶膏的繁華期

 

　　明朝皇帝朱元璋廢止龍團鳳餅，但處在邊疆地帶的云南，或許由于遠離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馬古道”的交易繼續(xù)著團茶與餅茶的生產(chǎn)。云南的團茶與餅茶盡管沒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說是唐宋茶品的簡單模仿，但這一保留卻為后來清朝普洱茶的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chǔ)。

 

　　到了清代，伴隨著云南普洱茶的繁榮，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現(xiàn)。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鍋熬制方法，初創(chuàng)另一種制膏工藝。這種方法顯然是借鑒唐宋制作餅茶工藝，只是將“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這種用大鍋熬膏的方法很快通過茶馬古道傳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層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區(qū)的飲茶與漢族不同，他們更喜歡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對大鍋熬膏情有獨鐘。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間，其熬制出的茶膏專供活佛級以上的人飲用。這一方法，實際一直保留到。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這種熬茶間及自制的茶膏，證明大鍋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續(xù)。

 

　　普洱茶在清朝被作為貢品上貢朝廷，但是翻閱清朝的各種史料，我們發(fā)現(xiàn)，自乾隆當(dāng)政以來，云南的普洱茶上貢朝廷的數(shù)量相比雍正時期不是在減少，而是逐年擴大。但有一點，是很多人不注意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我們從很多反映云南上貢的茶品目錄中，再也沒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產(chǎn)？還是清朝皇宮將其逐出，不再列為皇室的飲品？

 

　　而其實在清朝，普洱茶膏并沒有停產(chǎn)，而是由皇宮自己制作，這主要有兩點原因：第一，當(dāng)時的云南政治形勢極不穩(wěn)定，經(jīng)常出現(xiàn)“反清復(fù)明”，加之地處在邊陲，離京城路途遙遠，統(tǒng)治者極為害怕投毒；

 

　　第二，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為主。這種反復(fù)的熬煉與“煉丹術(shù)”有點相似，其鉛、砷的含量自然很大。加之這種高溫會破壞茶葉多種營養(yǎng)物質(zhì)，失去原有的價值。

 

　　于是，乾隆時期，乃至以后的茶膏制作被遷入到清朝皇宮內(nèi)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宮東廡），并且在制作工藝上做了非常大的改進。

 

　　清宮御茶房的制茶工匠們在借鑒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藝基礎(chǔ)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們現(xiàn)在低溫萃取、低溫干燥的工藝，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壓榨制膏”工藝。這種工藝，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貢的普洱茶。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們?yōu)榱诉x料更精細，或者防范茶中投毒，竟在御茶房之外建了“清水房”，將云南上貢的普洱茶進行“檢驗—解塊—漂洗—檢驗”。在正式壓榨前對原料進行檢測和“預(yù)處理”。然后將其移到御茶房正式壓榨制作，其壓榨的整個工藝極其復(fù)雜，所有的制作都是在常溫下進行，沒有任何高溫的過程，使生產(chǎn)出的“普洱茶膏”在品質(zhì)上有了新的提高，一躍成為宮廷制品（又稱為“宮廷御品”），使普洱茶膏的制作進入第二個發(fā)展階段。“普洱茶膏”由此正式確立。也就是我們現(xiàn)今俗稱的“宮廷普洱茶膏”。

 

　　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才使得當(dāng)時的藥學(xué)家趙學(xué)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綱目拾遺》中，將“普洱茶膏”正式納入其中。這是我們從官方的文獻中看到的第一個正式稱謂：普洱茶膏。

 

　　《本草綱目拾遺》是一部非常嚴謹?shù)闹?，它是繼《本草綱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趙學(xué)敏是一位治學(xué)嚴謹?shù)乃幬飳W(xué)家。他出身官宦之家，其父知醫(yī)，本人自幼愛好醫(yī)學(xué)，勤于鉆研。他曾開辟藥圃（即養(yǎng)素園），親自種藥，以獲取直接經(jīng)驗；同時，又遍游各地采訪藥物，善于向地方民間醫(yī)生吸取經(jīng)驗。他一生著述甚豐，大約有十幾部專著。但可惜的是，至今只有《本草綱目拾遺》和《串雅》兩部留存，其余十幾種都已佚失。

 

　　《本草綱目拾遺》采錄藥物921種，其中716種藥物為補充明朝李時珍《本草綱目》中未收錄的民間草藥，其余則是對《本草綱目》所敘述草藥形態(tài)、主治不夠詳盡之處加以補充，或糾正同名異物、同物異名的訛誤等。更重要的是對《本草綱目》中的欠妥和錯誤之處加以訂正。如《本草綱目》中說，粉錫（鉛粉）辛寒無毒，趙學(xué)敏則指出有婦人“服鉛粉致死，手足皆黯。”說明鉛粉有毒，糾正了這一錯誤。而且趙學(xué)敏對于《本草綱目》中分類不恰當(dāng)?shù)亩技右杂喺?/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