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的歷史淵源

  普洱茶膏的歷史淵源!只要注意中國茶葉發(fā)展歷史,尤其是制茶工藝演化歷史,就可以看出,普洱茶膏是在借鑒唐朝與宋朝制作茶膏的工藝的基礎上演化而來,也是唐宋茶膏的延續(xù)。
 
  1、茶膏的雛形始于唐朝。
 
  在中國的歷史發(fā)展中,唐代是我國茶業(yè)和茶葉文化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代,史稱“茶興于唐”。陸羽作《茶經》、建立茶政收稅、茶馬貿易、民貢與官貢茶品的出現,都標志著茶業(yè)在唐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
 
  這期間,茶膏也做為貢品悄然出現,所不同的只是以民貢方式出現。
 
  唐代的貢茶分為民貢與官焙兩種;所謂民貢是由地方官吏將上等的好茶主動向朝廷進獻,屬于土貢性質,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廬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帶)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進貢茶葉,這在唐代尚屬首次;而官焙是朝廷直接設立貢茶院,官營督造,專業(yè)制作貢茶。大歷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長興與常州宜興交界的顧渚山建立顧渚貢茶院。
 
  茶膏則是沿著民貢這條線浮上水面的。據吳任臣《十國春秋》記載,早在南唐閩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貢品茶膏進獻,即“貢建州茶膏,制以異味,膠以金縷,名曰耐重兒,凡八枚”。從這段文字中,我們不難發(fā)現:第一,“茶膏”字樣正式出現;第二,外部用金絲芽裝扮,顯示貴重;第三,數量極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貢茶以多少擔計算。凸顯珍貴。
 
  因此,茶膏一亮相,就具備一種顯赫的身份,是其它貢茶所不能比擬的。我們也可以這樣認為,正是由于這種特殊的尊貴,使它在貢茶中處于上品,被納入史書的記載之中。
 
  那么,唐代的茶膏是怎么制作出來的呢?
 
  我們在仔細研究陸羽的《茶經》及唐代的制茶工藝后,可以做一個初步判斷:茶膏的出現與唐代作餅制茶工藝有直接的關系。
 
  蒸青作餅的制茶工藝在唐代已經逐漸完善,這種陳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葉加工的主流。陸羽在《茶經》中對這種制茶工藝歸納為十四個字,即“采之、蒸之、搗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這里的“蒸、搗、拍”三個工序極易將茶葉中的部分茶汁與纖維物質分離,在空氣氧化作用下,出現膏化現象。陸羽老先生在他所處的年代已經發(fā)現這一現象,并在《茶經》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皺”等文字。
 
  而且陸羽認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皺”的外形,這里指的“皺”,是含膏的表現,即外形褶皺,茶汁流失少、茶味濃?!恫杞洝分辛袨榈谝晃坏暮貌?mdash;—“胡靴”,就是“含膏者皺”的代表。
 
  但是,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陸羽從制作餅茶中發(fā)現了茶汁溢出后出現“膏化”現象,并認為這個“膏”是茶葉中的好東西,但他沒有將茶汁與茶葉中的纖維物質徹底分離,而只是讓“膏”仍然保持在茶餅的表面,與真正意義上的“茶膏”還有一定的距離。即使后來出現民貢的“茶膏”,都沒有脫離茶葉的原始形態(tài),都屬于“含膏”的性質。唐代《國史補》記載唐代官貢茶品有十幾個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2、茶膏真正形成是在宋代。
 
  宋代是中國茶業(yè)發(fā)展史上一個有較大改革和建設的時代。很多學者認為,茶業(yè)興于唐、盛于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宋代飲茶風俗已相當普及,朝野“茶會”、“茶宴”、“斗茶”之風盛行。帝王嗜茶也數宋代最甚,宋徽宗趙佶更是愛茶癡迷,親自撰寫了《大觀茶論》。或許正是因為這種舉國上下對茶品的熱衷,自然形成了制茶業(yè)在宋代的空前繁榮,從茶葉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裝、遞運、進貢等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層樓,且規(guī)定更加細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與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對茶葉的膏化現象比較重視。他們認為茶葉中出現的“膏”,是茶中珍品。他們采用榨取的工藝,先將茶蒸熟,再“須淋洗數過。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將茶膏從茶葉中分離,使其成為獨立的產品。
 
  宋代將此方法獲得的茶膏,用于兩個方面:
 
  一是做為獨立的茶品納入宋代的茶品名錄。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寫《茗荈錄》時,就將兩款茶膏納入其中:一種是“玉蟬膏”,另一種是“縷金耐重兒”。雖然《茗荈錄》主要記述茶事的十八個趣聞,但我們從這些描述中看到這兩款茶膏的名稱,標志茶膏做為獨立產品的存在。
 
  二是在餅茶制作過程中,有意識將餅茶表面用茶膏涂層,以增加餅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澤。這與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藝有明顯不同?;蛘哒f相比唐代而言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過宋仁宗的貢茶使(負責造茶進貢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錄》中對此有專門的描述:“餅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
 
  當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趙佶(公元1082——1135年)時,對“珍膏油其面”則顯得更為重視,甚至把“膏”的質量好壞做為鑒茶標準。他在其撰寫的著名的《大觀茶論》一書中,就如何從外觀鑒別餅茶時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膚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斂以實”。意思是說: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臉面,膏稀者,餅茶表面多皺紋;膏稠者,餅茶表面紋理不明顯,光亮凝聚,質地堅實。顯然,膏稠者,是宋代好茶的代表。
 
  但是,不幸的是,這種制茶工藝卻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下詔罷造龍團鳳餅,全部改為“散形茶”。我們姑且不對這種變革妄加評論——無論是進步還是倒退。但有一點確是不爭的事實,那就是這種變革使延續(xù)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藝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內,從此不見蹤跡。
 
  3、普洱茶膏形成在清代。
 
  二龍戲珠
 
  雖然明朝廢止龍團鳳餅,但處在邊疆地帶的云南,或許由于遠離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馬古道”的交易繼續(xù)著團茶與餅茶的生產。云南的團茶與餅茶盡管沒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說是唐宋茶品的簡單模仿,但這一保留卻為后來清朝普洱茶的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到了清代,伴隨著云南普洱茶的繁榮,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現。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鍋熬制方法,初創(chuàng)另一種制膏工藝。這種方法顯然是借鑒唐宋制作餅茶工藝,只是將“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這種用大鍋熬膏的方法很快通過茶馬古道傳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層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區(qū)的飲茶與漢族不同,他們更喜歡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對大鍋熬膏情有獨鐘。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間,其熬制出的茶膏專供活佛級以上的人飲用。這一方法,實際一直保留到現在。我們從現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這種熬茶間及自制的茶膏,證明大鍋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續(xù)。
 
  這里,我們也有一個疑問,那就是云南茶人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藝,而是采取并不科學的大鍋
 
  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藝保密性太強,不被云南茶人了解?還是大鍋熬制工序簡單,相比宋代制膏工藝來得更快、更直接?這已成為我們始終不解的謎。
 
  因為,從科學的角度看,大鍋熬制茶膏確實存在諸多問題:一是茶葉在反復高溫的熬制中,其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續(xù)的轉化缺乏“動能”,只能向霉變轉化。不可能長期存放;二是茶葉在高溫的狀態(tài)下,大量營養(yǎng)物質會隨水蒸汽一并揮發(fā)。必然造成產品的某種缺失。
 
  或許是當時科技的落后,人們并不了解這些,甚至誤認為此種工藝簡便可行,
 
  而忽視內在品質。因此,直到現在,很多人也誤認為普洱茶膏就是大鍋熬制而成,因為畢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將這種茶膏調入皇宮做為貢品。因此,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大鍋熬膏屬于普洱茶膏發(fā)展的第一階段,只能定性為土制(土方法),與后來皇宮“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別。
 
  清乾隆年間,由于大鍋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質問題,加上皇室從飲用安全性的角度考慮(因那時云南一直不穩(wěn)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遷入到清朝皇宮內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宮東廡)。并且在制作工藝上做了非常大的改進。
 
  清宮御茶房的制茶工匠們在借鑒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藝基礎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們現在低溫提取、低溫干燥的工藝,使其生產出的“普洱茶膏”躍上了新的臺階,進入第二個發(fā)展階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才使得當時的藥學家趙學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綱目拾遺》中,將“普洱茶膏”納入其中。這是從官方的文獻中看到的第一個正式稱謂:普洱茶膏。
 
  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宮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間大鍋熬制茶膏。因為《本草綱目拾遺》是一部非常嚴謹的著作,它是繼《本草綱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趙學敏又是一位治學嚴謹的藥物學家,從他對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們不難發(fā)現,他對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著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將大鍋熬制的茶膏——這么簡單、且又喪失藥效的物品納入藥學名單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為國家禮品向到訪的英國使團馬嗄爾尼饋贈,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體,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隨之終止。
 
  建國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國家任務,要求勐海、下關等幾個企業(yè)趕制一批茶膏,供給援藏干部,大約三千斤左右,但這幾亇企業(yè)僅生產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產了。原因是這種質量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沒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為仍然沿用大鍋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銷聲匿跡。
 
  據史料記載,御茶房加工普洱茶膏工藝非常復雜。原料選用的是指定的云南六大茶山大葉種茶,經過186道工序,72天的周期。成品除了口感潤滑厚重,入口即化,沏水后湯色濃艷,呈寶石紅和玫瑰紅色彩外,最重要的是它的特有藥效成分。清朝藥學家趙學敏在《本草綱目拾遺》一書中曾這樣評價:“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綠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脹,受寒,用姜湯發(fā)散,出汗即可愈……受熱疼痛,用五分茶膏噙口內,過夜即愈”。
 
  據海內外多家科研機構研究,普洱茶膏其保健功能包括降血脂、降血壓、降血糖、預防動脈粥樣硬化及心腦血管疾病、抗衰老、醒酒、抗疲勞、緩解亞健康等。魯迅茶膏的收藏者周海嬰回憶說,每逢過年過節(jié)吃完大餐后,只要感到腸胃不舒服,母親許廣平就拿出一小塊茶膏,泡給他喝,不舒服的感覺就消失了。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首次作為禮品贈予到訪的英國使團。當時英國人不知此為何物,把它封存起來。據說這批茶膏現仍存放在大英博物館。辛亥革命后,宮廷普洱茶膏的制作隨之終止,制作方法也已失傳。雖然后來民間也曾出現過一些茶膏制品,但基本上都是沿用云南土司大鍋熬制的方法,與皇宮御茶房的制作有非常大的區(qū)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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