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華茶道的形成與道家
儒、道、佛對中華茶道及茶文化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然而三者對中華茶道及茶文化的影響并非等同。道家與茶的淵源關(guān)系久遠，道教與茶結(jié)緣早于佛教，道家對茶道及茶文化的影響超過儒家和佛教。兩晉南北朝，道家對茶和飲茶功效的認識，遠比儒家、佛教深刻。道教徒、玄談名士、隱士之流對茶的宣揚，促進了飲茶的廣泛傳播和飲茶習俗的形成，也為茶道的醞釀打下了基礎(chǔ)。唐代，隱士陸羽著《茶經(jīng)》，奠定了茶道的基礎(chǔ)。道士常伯熊對陸羽《茶經(jīng)》進行廣泛潤色，促成“茶道大行”。道家學者李約、隱士盧仝等進一步推動了茶道的發(fā)展和傳播?？梢哉f，中國茶道是在道家思想的直接影響下而形成的。
道家有狹義和廣義的兩種概念。狹義的道家是指形成于先秦時期的一個哲學流派，老子、莊子是其主要代表，它是道教的思想淵源之一。廣義的道家則包含作為學派的道家和作為宗教的道教。
道家與道教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道教是以“道”為最高信仰的中國本民族固有的傳統(tǒng)宗教，是在中國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礎(chǔ)上，沿襲方仙道、黃老道某些宗教觀念和修持方法而于東漢時逐漸形成的。道教注重煉丹、服食、吐納、導(dǎo)引等養(yǎng)生延年之術(shù)，相信人經(jīng)過一定修煉可以長生不死，成為神仙。將老子及其《道德經(jīng)》加以宗教化，尊老子為教主。道教以《道德經(jīng)》為其主要經(jīng)典，其形成與發(fā)展與老莊道家有不解之緣。
魏晉以后，由于道教的興起，道家思想借道教而傳存，不再以獨立的學派而存在，所以人們也把道教稱為道家。
在本文中，當說道教時，是指作為一種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當說道家時，既包括以老莊為代表的哲學學派，也包括作為宗教的道教。
一、茶道的醞釀與道家
茶道的形成是飲茶習俗的普及，茶文化高度發(fā)展的結(jié)果。兩晉南北朝，是中國飲茶習俗的形成時期，也是中國茶道的醞釀時期。
（一）茶的發(fā)現(xiàn)利用與道家
“神農(nóng)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苦荼久食，令人悅志有力”（《神農(nóng)食經(jīng)》）。“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nóng)氏”（陸羽《茶經(jīng)》）。儒家崇堯舜，道家尊炎黃。炎帝神農(nóng)氏是道教敬奉的諸神之一——農(nóng)業(yè)神。按久遠的傳說，是神農(nóng)最先發(fā)現(xiàn)茶和利用茶，并認識到茶的解毒、悅志、增力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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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玄（公元164—244），字孝先，三國時吳國丹陽（今屬江蘇）人。出身宦族名門，生而秀穎。自幼好學，經(jīng)傳子史，無不博覽，尤喜老莊之說，年少即名震江左。十多歲時，俱失怙恃，深感人生無常，乃發(fā)心學道。于是遁跡名山，參訪異人，服餌芝朮，精勤苦修，遂得成仙，世稱葛仙翁或太極葛仙翁，是道教靈寶派及閣皂宗所尊崇的祖師。
葛玄15歲登浙江省天臺山修道煉丹，“葛仙茗圃”是他留下的重要遺跡之一。茗圃位于天臺山主峰華頂歸云洞口，今遺址尚在，茶樹猶存，迄今已有1700年歷史。對此，唐代的《天臺記》，以及明、清方志中多有記載。宋代白玉蟾《天臺山賦》：“釋子耘藥，仙翁種茶”。明代的賈詩《葛仙茶圃》詩:“草秀仙翁園，春風發(fā)幽茗”。清代齊召南《臺山五仙歌》:“華頂長留茶圃云，赤城猶熾丹爐”。說的都是葛玄在華頂煉丹種茶之事。今天臺山華頂仍產(chǎn)茶，所產(chǎn)華頂云霧乃浙江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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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郭璞《爾雅注》：“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取者為荼，晚采者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這是歷史上最早關(guān)于茶樹形態(tài)、飲用方法、茶的異名的系統(tǒng)記述，標志著中國人對茶的認識進入一個新階段。
郭璞（276—324）不僅是語言學和文學大師，而且也是術(shù)數(shù)大師、堪輿之祖。郭璞承襲了道教術(shù)數(shù)理論，擅長各種方術(shù)。郭璞與上清道派世家許邁交誼甚厚，曾勸許邁學“升遐之道”。郭璞南渡過江后，引他為參軍的宣城太守殷祐一向深信道術(shù)。與郭璞交往甚密的著作郎干寶，所撰《搜神記》亦充滿了道教色彩。郭璞改造和發(fā)展“游仙詩”這一題材，其“游仙詩”中充滿著濃厚的道教神仙思想。所以，明代《正統(tǒng)道藏》便把郭璞的《山海經(jīng)注》、《穆天子傳注》作為道教典籍加以收錄，時人和后人都把郭璞視為道教神仙一類的人物。與郭璞同時代的著名道士葛洪，在其《神仙傳》里為郭璞立傳，稱郭璞“死后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王)敦聞之不信，開棺無尸，乃兵解也，后為水府仙伯”，把死后的郭璞尊奉為“水府仙伯”。所謂兵解，乃道教尸解成仙的一種方術(shù)。后來道教凈明派奉郭璞為監(jiān)度師，郭璞儼然成了道教中的真人。凈明道是宋、元之間在南昌西山興起的道教的一個道派，全稱“凈明忠孝道”。它因融攝儒道兩家思想，提倡忠孝而獨具特色。凈明道強調(diào)修道必須忠君孝親，郭璞儒道雙修，正與凈明道的宗旨吻合。這一道派尊道教四大天師之一的許遜為祖師，以張氳（洪崖）為經(jīng)師，胡化俗（慧超）為法師，郭璞為監(jiān)度師，合稱“凈明一祖三師”。雖然沒有證據(jù)表明郭璞曾受箓?cè)氲?，不能斷定其為道教徒，但他平生篤信道教，與道教的關(guān)系極為密切，思想受道家影響極大，則是肯定無疑的。
（四）飲茶與道家
道教的終極目的是長生不死，理想是飛升羽化。道教既以“得道成仙”為可能，那么如何“得道”，便成為關(guān)鍵。為此，道教發(fā)展出許多修煉方術(shù)，如齋醮、符咒、煉丹、行氣、導(dǎo)引、吐吶、服食等。服食又名服餌，是指服食藥物以養(yǎng)生，是道教的主要修煉法術(shù)之一。道教認為有某些藥物，人食之可以祛病延年，乃至長生不死。葛洪引《神農(nóng)四經(jīng)》說：上藥令人身安命延，升為天神，中藥養(yǎng)性，下藥除病。
道教服食之藥有金丹大藥，有金石、草木之藥。而茶就是草木之藥的一種，下能除病，中能養(yǎng)性，上能延命。正是在養(yǎng)生延年這一點上，茶與道教發(fā)生了結(jié)合。道教以茶能使人輕身換骨，羽化成仙，是得道成仙的靈藥。
1、丹丘子性喜飲茶
王浮《神異記》：“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于他日有甌棲之余，乞相遺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王浮是早期道教五斗米道的祭酒。晉時，佛道兩教均獲發(fā)展，兩家之爭隨之而興。晉惠帝時（290—306）,王浮與沙門帛遠多次辨論二教邪正。王浮曾偽作《老子化胡經(jīng)》一卷（已佚），以老子為佛陀之師來貶抑佛教。《神異記》之撰述宗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下）”中稱其乃“方士之行勸誘”，即旨在勸誘人信奉神仙道教。丹丘子是傳說中的漢代仙人，性喜飲茶，余姚人虞洪在丹丘子的指引下發(fā)現(xiàn)大茶樹。
2、飲茶使人輕身換骨
陶弘景《雜錄》：“苦荼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陽秣陵（今江蘇江寧）人，南朝齊、梁間文學家、道教思想家、醫(yī)學家。好讀書，喜道術(shù)。20歲以前被齊高帝蕭道成引為諸王侍讀。齊武帝永明十年（492），辭官，歸隱于句容茅山，煉丹習道，自號華陽隱居。梁武帝蕭衍早年曾和他交游，即皇帝位以后，常向他咨詢國家大事，時人號為“山中宰相”，死后謚“貞白先生”。曾撰《真誥》、《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集注》等道書、藥書。他從道教修煉的理論角度，提出飲茶能使人輕身換骨。丹丘是今浙江寧?？h天臺山的支脈。黃山古名黟山，傳說黃帝在此山煉丹修道，故改名黃山，在今安徽南部。丹丘子、黃山君是在丹丘、黃山修道的兩位仙人，均喜飲茶。
3、飲茶使人羽化成仙
壺居士《食忌》：“苦荼久食，羽化。”壺居士傳說為道教的真人，又稱壺公。羽化是道教術(shù)語，指飛升、得道成仙。顯然，壺居士的“苦荼，久食羽化”，和陶弘景的“苦荼輕身換骨”，都與道教得道成仙的觀念有著內(nèi)在的聯(lián)系?？梢姷澜虒︼嫴柙缬猩羁陶J識，并將其與追求永恒的精神生活聯(lián)系在一起。使茶成為精神文化的一部分，便是道教的首功。
4、飲茶能提神助思
華佗《食論》：“苦荼久食，益意思。”這是最早的關(guān)于茶的提神助思功用的記載。華佗（約141—208），字元化，東漢名醫(yī)，沛國譙（今安徽亳州）人。道家重養(yǎng)生，對醫(yī)藥尤其重視。醫(yī)學、藥學與道教有著天然的淵源關(guān)系，名醫(yī)多為羽客，道士多曉醫(yī)藥。中醫(yī)祖《黃帝內(nèi)經(jīng)》，而《黃帝內(nèi)經(jīng)》也是道教的經(jīng)典。《三國志·魏書·方技傳》有“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yǎng)性之術(shù)，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的記載。《后漢書·華佗傳》也有“游學徐土，兼通數(shù)經(jīng)。曉養(yǎng)性之術(shù)，年且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沛相陳跬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的記載。華佗辭官不就，曉養(yǎng)性之術(shù)，年且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人。華佗所創(chuàng)“五禽戲”，便為陶弘景《養(yǎng)性延命錄》所詳記，又被《正統(tǒng)道藏》中《太上老君養(yǎng)生訣》所錄，成為道教導(dǎo)引術(shù)的一種。華佗未必受道箓，但他與道教有淵源關(guān)系則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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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濛是晉代著名玄談家，官至司徒長史，士人對其非常崇拜，都想與其結(jié)交。但王濛喜歡飲茶，有人來訪則一定請來人飲茶，這也是以茶待客的好客表現(xiàn)。當時，士大夫中還有一些人不習慣飲茶。因此，在去王濛家時，就戲稱今日有“水厄”。
《世語新說·紕漏》：“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荼，為茗？’”東晉南渡，名士宴會之時，入坐完畢，便開始上茶。
魏晉時期，儒家式微，玄學勃興。玄學以“三玄”——《周易》、《老子》、《莊子》為經(jīng)典，今人稱之為“新道家”。其時老莊之學披靡天下，士人以研老莊為事業(yè)，名士以談玄而成名，玄談名士的思想傾向于道家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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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茶道的形成與道家
《論語·述而》記“子不語怪力亂神”，表明孔子對“怪力亂神”不以為然。因此，“怪力亂神”與道教就有著天然的關(guān)系。兩晉南北朝，流傳著一些神仙鬼異的茶故事。
東晉干寶《搜神記》：“夏侯愷因疾死，宗人字茍奴，察見鬼神，見愷來收馬，并病其妻。著平上幘、單衣，入坐生時西壁大床，就人覓茶飲。”人鬼也飲茶。
舊題東晉陶潛著，實為后人委托的《搜神后記》：“晉武帝時，宣城市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遇一毛人，長丈余，引精至山下，示以叢茗而去。俄而復(fù)還，乃探懷中桔以遺精。精怖，負茗而歸。”毛人向秦精示茗。
《廣陵耆老傳》：“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鄉(xiāng)里，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發(fā)鬢滋黑。耆舊相傳云：晉元南渡后，見之四百年，顏狀不改。每旦，將一器茶賣于市，市人爭買，自旦至暮，而器中茶常如新熟，未曾減少。吏系之于獄，姥持所賣茶器，自牖中飛去。”《茶經(jīng)》引文為據(jù)原文所改寫，本事見《墉城集仙錄》（《太平廣記》卷七十《茶姥》）。“見之四百年，顏狀不改”，“姥持所賣茶器，自牖中飛去”，此廣陵茶姥定非凡人，當為仙流。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剡縣陳務(wù)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飲，輒先祀之。兒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以勞意！’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其夜夢一人云：‘吾止此冢三百余年，卿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饗吾佳茗，雖泉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于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但貫新耳。母告，二子慚之，從是禱饋愈甚。”此亦人鬼飲茶故事。
干寶《搜神記》、陶潛《搜神后記》、劉敬叔《異苑》，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上）”稱其為“文士之傳神怪”?！端焉裼洝分荚?ldquo;發(fā)明神道之不誣”。諸書所載多為道教方術(shù)事以及古今神靈志異人物之變，帶有明顯的道教思想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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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晉時代，丹陽道士葛洪著《抱樸子》，對戰(zhàn)國以來的神仙方術(shù)思想作了系統(tǒng)的總結(jié)，建立了一套長生成仙的理論體系。南北朝時代，嵩山道士寇謙之、廬山道士陸修靜、茅山道士陶弘景對早期的民間道教進行改造，使道教形成嚴密的理論、組織和齋儀戒律，并出現(xiàn)了上清、靈寶、樓觀和南北天師道等宗派。道教在兩晉南北朝獲得長足的發(fā)展，道教思想對當時的社會生活產(chǎn)生深刻的影響。
道家與茶的淵源關(guān)系久遠。道家清靜淡泊、自然無為的思想，與茶的清和淡靜的自然屬性極其吻合。中國的飲茶始于古巴蜀，而巴蜀也是道教的發(fā)源地。道教徒較早就接觸到茶，并在實踐中視茶為成道之“仙藥”。
道教與茶結(jié)緣早于佛教。唐代以前，有關(guān)道家飲茶、種茶、識茶的記載遠多于佛教（佛教僅有三例），也多于儒家。道教徒和慕道之流著書宣揚茶的功效、飲法等，如壺居士《食忌》、華佗《食論》、郭璞《爾雅注》、陶弘景《雜錄》等。道家對茶的認識、飲茶功效的認識，遠比儒家、佛教深刻。正是通過兩晉南北朝時期道教徒、玄談名士對飲茶的宣揚，促進了飲茶的廣泛傳播和飲茶習俗的形成，也為茶道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
二、茶道的形成與道家
唐朝推行三教調(diào)和的政策，但唐高祖李淵詔告天下，規(guī)定道教在儒佛之上，“老先、孔次、末后釋”。李唐王朝以老子為始祖，尊其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唐玄宗以《道德經(jīng)》列諸經(jīng)之首，親注《道德經(jīng)》，又修《義疏》，頒示天下，令學者習之。設(shè)置崇玄館，以“四子真經(jīng)”開科取士，并設(shè)玄學博士。莊子、文子、列子、庚桑子也被奉為“真人”，所著書被尊為“真經(jīng)”。玄宗還親受道箓，成為道士皇帝。其后諸帝均執(zhí)行扶持道教的國策，武宗李炎亦受道箓，不惜廢佛教以興道教。大唐社會各階層普遍信仰道教，皇室崇道，百官奉道，文人學士將崇尚道教、與高道作方外游視為風雅，尋常百姓日常民情風俗中道教的影響比比皆是。唐代涌現(xiàn)出許多著名的道教學者，如孫思邈、成玄英、王玄覽、李榮、司馬承禎、吳筠、李荃等，特別是以成玄英、李榮為代表的重玄派，對當時和以后道教理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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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詩仙”之稱的李白（701—762），是唐朝最負盛名的詩人，他與詩友、酒友賀知章一樣受箓?cè)氲馈Ｋ摹洞鹱逯渡墟谫浻袢扇苏撇琛肥遣枋飞系谝皇滓圆铻橹黝}的茶詩。“常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鴉，倒懸清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灑芳津，采服潤肌骨。叢老卷綠葉，枝枝相接連。曝成仙人掌，以拍洪崖肩。……”李白對仙人掌茶的生長環(huán)境、加工方法、功效等都作了生動的描述。特別是“采服潤肌骨”，后來盧仝的“五碗肌骨清”是對其繼承發(fā)揮。其詩序中更寫道：“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余歲，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異于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飲茶能使人返老還童、延年益壽，全詩表現(xiàn)了道教的飲茶觀。
中唐戴叔倫，晚年辭官去深山做了道士。在《與友人過山寺》詩中寫下詠茶名句“竹暗閑房雨，茶香別院風”。
中晚唐人施肩吾，字希圣，號棲真子，有詩名。趣尚煙霞，慕神仙輕舉之學。詩人張籍稱他為“煙霞客”。長慶（821～824）中，隱于洪州西山（在今江西南昌）學仙。他作有茶詩《蜀茗詞》：“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煙輕處攪來勻。山僧問我將何比，欲道瓊漿卻畏嗔。”《春霽》：“煎茶水里花千片，候客亭中酒一樽。獨對春光還寂寞，羅浮道士忽敲門。”
晚唐五代人呂巖，字洞賓，道號純陽子，道教尊為呂祖，后世傳為八仙之一。他不僅作茶詩《大云寺茶》等，而且親自種茶。他云游至武夷山，種茶于天游觀。后世從觀前老茶樹上所采制的茶，稱之“洞賓茶”。
晚唐鄭遨，唐昭宗時舉進士不第，入少室山為道士，號逍遙先生。其《茶詩》：“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臼和煙搗﹐寒爐對雪烹。惟憂碧粉散﹐常見綠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
晚唐溫庭筠在《西陵道士茶歌》詩中寫到：“仙翁白扇霜鳥翎，拂壇夜讀黃庭經(jīng)。疏香皓齒有馀味，更覺鶴心通杳冥。”與溫庭筠齊名的李商隱，《即目》詩云：“小鼎煎茶面曲池，白須道士竹間棋。何人書破蒲葵扇，記著南塘移樹時。”道士們，一邊讀經(jīng)、下棋，一邊煎茶、品茶，以茶助修行，道心通杳冥。
（二）隱士及有道家思想傾向的文人與茶
隱士介于士與百姓之間，隱逸行為主要是受老莊思想影響的結(jié)果。老子以“自隱無名為務(wù)”，騎青牛西出函谷關(guān)，不知所終。莊子有不事王侯、逍遙人間的隱逸思想。隱士們退居于野，不慕名利，貴己養(yǎng)生，傲視王候，不為物役，游心于淡。退居山林的隱士與道家有著不解之緣，不少隱士雖未正式側(cè)身道流，實則與道士無異，多以道家思想、道教方術(shù)怡情悅性。
茶是隱士生活中的必須品，煎水品茶，反映出隱士們崇尚自然，返樸歸真的人生旨趣。隱士與茶有著特殊的關(guān)系，一部中國茶學史離不開隱士的歷史。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葉著作《茶經(jīng)》，就是由隱士陸羽所作。
陸羽（733—804）自稱桑苧翁，江湖人稱竟陵子、東岡子，朋友又稱其陸山人、陸處士。陸羽出生于楚地競陵（今湖北天門），老莊哲學、屈宋詩歌等楚文化在南方的影響廣被，當然也影響著陸羽，這從陸羽的人生軌跡中清楚地可以看出來。陸羽終生未娶，孑然一身，執(zhí)著于茶的研究，用心血和汗水鑄成不朽之《茶經(jīng)》。茶道之形成，陸羽功莫大焉?！度莆?middot;陸文學自傳》：“上元初，結(jié)廬于苕溪之濱，閉關(guān)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燕永日。”《新唐書·陸羽傳》：“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之接輿也。久之，詔拜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陸羽堅辭太子文學和太常寺太祝職務(wù)，不愿入仕為官，可說是滲透了道家思想的影響。
陸羽少年時雖曾心慕儒學，但最終還是成為處士（有才德而隱居不仕的人）。在陸羽的友人里面，有女道士李冶。李冶因病孤居太湖小島時，陸羽曾泛舟前去探視，李冶以詩作答，足見二人友誼；陸羽與之交往密切的玄真子張志和，為當時著名隱士；陸羽曾深入道教圣地茅山考察茶事，晚年一度寓居江西洪州玉芝道觀；《茶經(jīng)》中有許多道教色彩的羽化飛升、神仙鬼異的茶故事，所列唐代以前茶人，道家人物居多。他淡泊名利，曾寫下“不羨黃金壘，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登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競陵城下來”如此意境高遠的詩歌。“一生為墨客，幾世作茶仙”（耿湋《連句多暇贈陸三山人》），“羽嗜茶，著經(jīng)三篇。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為茶神”（《新唐書·陸羽傳》）。早在唐代，民間已把他奉為“茶仙”，祀為“茶神”。河北唐縣出土了一尊白瓷陸羽像，頭戴道士荷花冠，雙腿趺坐，面如孩童。今人對此瓷像解釋頗多，然而放在道教就不難理解，神仙可以是“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一個得道的高人，當然是返老還童，面如稚子。
李約，字存博，原名行純，因避唐憲宗李純諱改名約。德宗時曾任潤州大理評事、諫官等，憲宗時歷任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后棄官終隱。“所居軒屏幾案，必置古銅怪石，法書名畫，皆歷代所寶。坐間悉雅士，清談終日，彈琴煮茗，心略不及塵事也。”（辛文房《唐才子傳》）李約所交皆雅士，常在一起品茗聽琴，雖清談終日，卻不涉凡塵俗事。“雅度玄機，蕭蕭沖遠，德行既優(yōu)，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詩調(diào)皆高絕，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談。”（趙粼《因話錄》）“李君以至行雅操，著名當時，逍遙道樞，脫落榮利，識洞物表，神交古人，而風致之余，特精楷隸。”（《蕭齋記》）李約雅好琴、詩、酒、茶，善畫梅，精楷隸，好蓄古玩，一生未娶。有詩一卷，樂譜一卷，《道德真經(jīng)新注》四卷。《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xù)編》卷五《火師汪真君傳》載：“汪真君，名子華，字時美，道教神霄派闡教之祖師。年四十，而三舉不第，乃棄儒學道，與顏真卿同師白云先生李約。”崔備有《使院憶山中道侶，兼懷李約》詩。李約“逍遙道樞”，乃道教神霄派闡教祖師汪真君之師，所作《道德真經(jīng)新注》四卷被收入《道藏》，崔備憶念山中道侶時也不忘李約，可以想見李約與道教的關(guān)系。
李約，“嗜茶，與陸羽、張又新論水品特詳”（《唐才子傳》）。李約于唐德宗時在浙西幕府任大理評事，曾在湖州得古鐵一片，與常居湖州的陸羽有過交往，曾在一起切磋茶藝，相較水品。唐憲宗時，也與新科狀元、永嘉刺史張又新論水品。“曾奉使行至陜州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fā)”（《因話錄》）。李約善于鑒泉品水，遇佳水則流連往返。“客至不限甌數(shù)，竟日持茶器不倦”（《因話錄》）。李約性喜接引人，以茶待客，客至則品茗論藝，往往清談終日，竟日炙茶煎茗不輟。
溫庭筠《采茶錄》“辨”條記：“李約，汧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嘗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罨?，謂炭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yǎng)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四邊泉涌，累累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因話錄》和《唐才子傳》均有類似記載。唐代茶多為餅茶，煎時先用緩火（文火）炙烤，然后搗碎碾末入湯而煎。煎湯須用活火（武火）。李約精于茶藝，活火煎湯之法，確為經(jīng)驗之談。后來蘇軾《江煎茶》詩有“活水還須活火煎”，《試院煎茶》詩有“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fā)新泉”，便是用李約活火煎茶的典故。道家學者李約精于茶道，善于鑒泉評水，候湯煎茶，對唐代煎茶道的規(guī)范和發(fā)展非常有貢獻。
盧仝（約795—835年），曾隱居少室山,自號玉川子。朝廷曾兩度征他為諫議大夫，但他不愿仕進，均不就，寄情山水之間。其《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詩膾炙人口，“七碗茶”流傳千古。“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fā)清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該詩細致地描寫了飲茶的身心感受，特別是五碗茶肌骨俱清，六碗茶通仙靈，七碗茶得道成仙、羽化飛升，闡明了道教的飲茶觀，高揚心靈的超越境界。
盧仝
張志和（約714—774），年十六以明經(jīng)擢第，肅宗時待詔翰林，后授左金吾錄事參軍。在被貶、喪親后無意宦海，遂隱居會稽東郭、湖州西塞山，扁舟垂綸，浮三江，泛五湖，徜徉于青山綠水之間，自號煙波釣徒。著書《玄真子》十二卷三萬言，遂號玄真子，又作《大易》十五卷。其父“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沖虛白馬非馬證》八卷”（顏真卿《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銘》）。張志和承襲其父的學道淵源，“邈玄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貧賤。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同前）。張志和與茶僧皎然、茶圣陸羽友善，亦喜飲茶。“肅宗嘗賜奴婢各一，玄真配為夫妻，名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里煎茶。”（同前）張志和專門安排奴仆樵青每天竹間煎茶。
顧況（約725—約814），至德進士，曾官著作郎。晚年隱居句容茅山，自號華陽真逸。他繼晉杜育而作《茶賦》，是為唐代第一篇茶文，又作《焙茶塢》、《過山農(nóng)家》等茶詩。
李德裕，好服藥，從道士李終南受丹砂丸。作為宰相，他協(xié)助唐武宗毀佛崇道。他也是個茶人，尤喜舒州天柱茶，有《憶茗芽》、《故人寄茶》等茶詩。
李德裕
陸龜蒙（？--約881）字魯望，姑蘇（今江蘇蘇州）人。曾任湖蘇二州從事，后隱居甫里，自號江湖散人、甫里先生，又號天隨子。有田數(shù)十畝，因地勢低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于顧渚山下經(jīng)營一茶園，歲取租茶，自為品第，著有《品第書》，可惜失傳。辛文房《唐才子傳》謂其時放扁舟，備書籍、茶灶、筆床、釣具等，優(yōu)游于太湖之上。曾作《奉和襲美茶具十詠》，內(nèi)容包括茶塢、茶人、茶筍、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甌、煮茶十題，幾乎涵蓋了茶葉制造和品飲的全部。
在愛茶的詩人中，與陸羽過從甚密的皇甫冉，“耕山釣湖，放適閑淡”，與陸羽有過交往的孟郊早年隱居嵩山。于鵠隱居漢陽，張祜隱居丹陽，司空圖隱居中條山。
（三）茶道本于道教
釋皎然（約720—805），俗姓謝，字清晝，湖州長城卞山（今浙江長興）人，中唐著名詩僧。有《杼山集》十卷、《詩式》五卷等傳世。其為學也，兼于內(nèi)外；其為文也，融貫情性；其為道也，達于禪律?？盀橛刑圃娚N楚，一代之偉才。
《杼山集》卷一有《南湖春泛有客自北至說友人岑元和見懷因敘相思之志以寄焉》一詩，其詩云“……資予長生訣，希彼高仙儔。此情今如何，宿昔師吾謀。別年謁禪老，更添石室籌。……”。“資予長生訣”之句，下有小注云“予嘗受以胎息之訣”，表明皎然曾學過道教長生之術(shù)，知胎息之訣。皎然后來又寫了不少游仙詩，也不乏與道士往來的故事，可見他對道教仍未忘懷。
皎然本質(zhì)上是個文人，身在空門，心融儒道。皎然宗道家簡約樸質(zhì)自然之道，其茶詩實以道為本。“丹丘羽人輕玉食，采茶飲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空知，骨化云宮人不識”（《飲茶歌送鄭容》）。丹丘子飲茶羽化，名藏仙府，骨化云宮，盡是道教玄語。而其最著名的《飲茶歌誚崔石使君》詩云：“越人遺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瓢沫香，何似諸仙瓊?cè)餄{。一飲滌昏寐，情思爽朗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清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飲酒徒自欺。……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以茶比之“諸仙瓊?cè)餄{”，“三飲便得道”，誰人知曉修習茶道能全真葆性，神仙丹丘子深諳此理。通篇述道教言辭意境，標清倡真。
皎然的茶道理念來源于道教。他一再強調(diào)，“丹丘羽人輕玉食，采茶飲之生羽翼”，“三飲便得道”，“孰知茶道全爾真”。《莊子·魚父篇》云：“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愚者反也。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fā)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nèi)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道家的“真”是指不事雕琢、質(zhì)直平淡的自然狀態(tài)，也即是人的本然狀態(tài)、本性，真與性、德同義。全真就是全性，就是全德，就是得道。后來金時王喆就以“全真”名其道派，其教義集中體現(xiàn)于“全真”二字，謂使“真性”保全。皎然顯然認同道教的飲茶可以得道、全真的理念，將茶道的起源歸于道教。作為佛教徒的皎然，卻將茶道的發(fā)明權(quán)讓與道家。這不是佛教的謙虛，而是事實如此。
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記：“楚人陸鴻漸為《茶論》，……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蜓圆苌撇枵撸罟垶橹?。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帽，手執(zhí)茶器，口通茶名，區(qū)分指點，左右刮目。……既到江外，又言鴻漸能茶者，李公復(fù)請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教攤?cè)绮芄适拢罟谋芍?rdquo;常伯熊無官階，其打扮既非文士，更非平民百姓，似是道士。按道士法服的基本形制為：上著褐，下著裙（裳），外罩帔。《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制法服品》曰：“法帔二十八條，以法二十八宿宿中之神。亦聽二十四條。隨道學之身，過膝一尺。皆以中央黃色為正。”帔以黃色為正。《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三引南北朝所出之《科》書曰：“道士、女冠，皆有冠、幘，名有多種，形制各殊，……并用谷皮筍籜或烏紗純漆。”道士平時戴巾、幘，作法事時戴冠，而巾冠之名稱、式樣則有多種，材料或用“烏紗純漆”。據(jù)《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五《法服圖儀》：正一法師，玄冠、黃裙、絳褐、絳帔二十四條；高玄法師，玄冠、黃裙、黃褐、黃帔二十八條；洞神法師，玄冠、黃裙、青褐、黃帔三十二條；洞玄法師，芙蓉冠、黃褐、黃裙、紫帔三十二條；洞真法師，元始冠、青裙、紫褐、紫帔青裹，表二十四條，里十五條；大洞法師，元始冠、黃裙、紫褐加上清法，五色云霞帔；三洞講法師，元始冠、黃褐、絳裙、九色離羅帔。大洞女冠，飛云鳳氣之冠；山居法師，二儀冠，上下黃裙帔三十六條；凡常道士，平冠，上下黃裙帔二十四條；凡常女冠，玄冠，上下黃裙帔十八條。這其中有高玄法師、洞神法師著玄冠、黃帔，山居法師、凡常道士著黃裙帔。常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帽”，亦即黃帔、玄冠，與道士冠服一致。常伯熊精于茶藝，且對陸羽《茶論》（《茶經(jīng)》的前身）進行了廣泛的潤色，促成唐代“茶道大行”。常伯熊“手執(zhí)茶器，口通茶名，區(qū)分指點”的茶藝演示，也似乎借鑒了道教齋蘸的儀式。
茶道，無非就是籍飲茶而修道、悟道、證道。由藝而進道，也就是道教的以術(shù)證道。通過飲茶之道（茶藝）來修道，最終進入飲茶即道的自然境界。飲茶之道、飲茶修道、飲茶即道，三位一體。可以說，隱士陸羽著《茶論》，奠定了茶道的基礎(chǔ)。道士常伯熊對陸羽《茶論》“廣潤色之”，造成“茶道大行”。中國茶道是在道家思想的直接影響下而形成的。茶道之形成，在唐肅宗、代宗朝。茶道之大行，始于德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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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就思想建樹而言，佛教成就最大，道家次之，儒家又次之。在政治制度、人倫日用領(lǐng)域，儒家的影響明顯，但在文學藝術(shù)領(lǐng)域，道家和佛教的影響更大一些。就其對茶道及茶文化的影響而言，則儒、佛皆不如道。
中國茶道形成于八世紀后期的中唐初期。其時佛教中國化的禪宗南宗惠能一系的影響還不及神秀的北宗。南宗禪的興盛是在唐末五代至北宋，成“五家七宗”。南宗禪對茶道及茶文化的影響在九世紀以后。談及禪佛教對茶道的影響，人們往往例舉趙州從諗禪師的“吃茶去”公案。從諗禪師受南泉普愿禪師的啟發(fā)而開悟，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八十歲左右駐錫趙州觀音院，弘法傳禪40年，圓寂于唐昭宗乾寧四年（公元897）。“吃茶去”公案當在大中十一年后所出現(xiàn)，時屬晚唐，此時煎茶道已流行近一個世紀，并遠傳朝鮮、日本。再說，“吃茶去”與“吃粥去”、“洗缽盂去”一樣，意在平常即道，并無與茶的特別關(guān)系。
總之，在中國茶道和醞釀和形成過程中，以道家對其影響最大，儒家次之，佛教又次之。
注：本文是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十五”規(guī)劃（2005）重點研究項目“中華茶文化與道家關(guān)系研究”的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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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程啟坤、鄧云峰主編：《第九屆國際茶文化研討會暨第三屆嶗山國際茶文化節(jié)論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P356-363
